一、问题提出 新型职业农民是指扎根农村，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1]，是现代农村“乡村精英”主体。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手段，对培育高素质农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避免新生代返乡创业农民工由于与农业农村脱节造成的“二次流失”[2]，是拉动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杠杆[3]。新型职业农民的群体特征决定其接受教育的首选形式并非全日制普通教育，而是面向成人的继续教育和再教育。[4]按照《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分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网络本专科、高等教育成人本专科和自学考试三种类型，其中高等教育网络本专科又包含开放大学和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网络教育两种类型。[5]高等教育网络本专科教育打破传统教育的时空界限，借助信息技术优势丰富高等教育优质资源[6]，能在很大程度上调动社会资本，弥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短板[7]，在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上具有整体布局优势[8]，在高素质农民培育中备受推崇[9]，是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力量。 教育是提高个体竞争力方面最具比较优势的手段，但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教育的最后期望是财富和权位(职位)，学问斯文只是其形式。[10]对已经在农业经济活动领域找到一席之地或创业成功的新型职业农民来说，单纯一纸学历的吸引力并不高。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的农村数据统计结果，高等教育阶段投资高等职业教育对于农村劳动力增收的效益普遍低于大学本科教育[11]，高等教育经历对于农村劳动力增收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究竟是何种因素促使新型职业农民作出接受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决策，又是如何在教育期望与实际回报之间获得需求匹配与价值感知的动态平衡尚不可知。 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现实中作为行动的个体无法获得能够满足自身利益的所有资源，一般情况下会根据自身的资源、利益和价值进行综合考量，通过行动结构来达成妥善的交换。[12]对教育供给方而言，结合个体需求、人生规划和兴趣爱好等基础上的人力资源开发才能真正激发每个人的内在能力[13]；基于受教育者真实受教育期望和教育回报感知的实证研究才能构建出兼顾个体发展需求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决策体系，实现教育价值创造与主体发展诉求的深度契合。因此，本研究以拥有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经历的新型职业农民为研究对象，调查并分析这一“事实在场”群体的真实经历和感受，并引入理性选择理论深度剖析新型职业农民接受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文特指“网络远程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期望与回报作用机制，揭示新型职业农民个体对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这一资源优化配置的真实受益，以考察新型职业农民投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这一行为发生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为避免教育供给与现实需求脱节提供行动参考，为促进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改革启示。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一)研究方法 理性选择理论最初基于“经济人”假设，提出用于揭示个人目的性行动与可能达到结果之间关系的解释工具。科尔曼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是最具代表性的社会行动理论，他坚持的是有限理性假设，认为个体在受到条件限制的情况下追求的是“满意解”而非“利益最大”；提倡从个体理性出发理解宏观秩序，研究个人行动与社会制度的互动；强调个体互动形成组织的决策逻辑既受个体利益驱动，同时也反作用于个体行为，从而形成动态循环。[14]现实中，只有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行动才属于合理的社会行动，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对揭示新型职业农民作出接受继续教育决策背后的期望与回报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在面向成人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场域，个体作为有限理性的行动者，其作出接受继续教育的决策逻辑表现为教育期望与教育回报的互动平衡。当继续教育供给的回报与个体的潜在期望形成动态平衡时，将强化教育决策并激活受教育行为。同时，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决策还受到教育政策等社会规范的影响，其教育决策行为还需结合时代情境、教育政策和文化背景加以整体考察。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期望—回报—价值”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从框架可以看出，行动者是在一定的需求驱动和社会规范制约下，与个人资源交互作出的有限理性选择。责任、情感、信仰等对行动者的选择产生影响，行动者的选择带来某种形式的回报又进一步形塑了行动者的价值观。
图1 理性选择理论分析框架 质性研究是探索和理解个人意义的一种研究方法论，目的是对被研究者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进行“解释性理解”或“领会”，对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意义建构作出解释。[15]新型职业农民接受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这一行为和过程是一个过程性、情境性和描述性的问题，质性研究方法有利于对这一行为和过程发生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进行考察。在个体层面，每一个农民的教育期望和价值感受各有不同，但是将其作为一个群体看待，则可以发现更一般的、结构化的因素。作为已经有一定经济收益并获得创业成功的群体，他们选择接受继续教育参照一定的“理性选择参数”，以有限理性人的角色追求“结果满意”等合乎自身利益的选择。将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作为研究工具，为发现新型职业农民接受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理性选择参数”提供明晰、可操作的方法和步骤，再借助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这一既存理论对自下而上发展的理论进行再次剖析，可以加深对研究结果的理解。[16]同时，基于某个理论框架的解释性分析并结合自下而上提炼的概念参考，可以避免为迎合某个理论而陷入功能主义窠臼，避免功能主义对教育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提前预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