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音乐是诗的生命(朱光潜，2012)。在不同文化中，诗歌与音乐在起源时都是合二为一的艺术形式，诗常可歌，歌常伴乐(Aristotle，1968；Nietzsche，2012)。随着艺术分化，诗歌朝着文字意义的方向发展，转入有词而无调时期。在词调并立之时，诗的音乐在调上见出，词既离调之后，诗的音乐要在文字本身见出。以中国古代格律诗为例，为了体现语言的韵律，格律诗在字数、声调、韵脚等方面都有许多讲究(王力，2012)。 汉语作为一种声调语言，平仄规则是中国古代格律诗独特的一种韵律特征。古代汉语有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四个声调，所谓“平”指的是平声(包括如今的阴平、阳平)，“仄”指的是上去入三声。五言和七言格律诗的平仄规则，指的是单句内平仄交替(如“仄仄平平仄”)，联句间平仄相对(如出句“平平仄仄平”对仗入句“仄仄平平仄”)；此外，后联出句第二字与前联对句第二字平仄相粘，避免声调的单调重复(王力，2012)。这两类声调有规律的更替起伏，让无音乐的诗歌听起来产生“吟唱”的感觉，从而赋予诗歌内在的“音乐性”。例如，“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如果把第二句改为“山寺桃花始盛放”，意义虽然没有明显变动，却立刻觉得不顺口不顺耳了。此外，四声还存在音质上的差别，即平仄的功用还在于构成字音本身的和谐以及字音与意义之间的协调，例如形容马跑时多用铿锵疾促的字音，形容水流宜用轻快圆滑的字音(朱光潜，2012)。韩愈《听颖师弹琴歌》的前四句，“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即能看出四声调质能够产生和谐的印象，并且使得诗的音义并行。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认知诗学，开始关注人们如何感知诗歌中的韵律特征(张叶鸿，2015；Tsur，1983)。Jakobson(1960)在对西语诗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诗意性功能理论(poetic function theory)，即诗歌文本使得读者有意识地知觉诗歌语言结构所具有的文本语言模式，特别是其中的韵律特征。已有诗歌阅读的实验研究主要围绕印欧语诗歌的典型韵律特征如重音、节奏展开。这些研究发现，阅读诗歌相比阅读散文，除了激活阅读相关区域，的确激活了更多与处理节奏和音乐相关的脑区，比如左侧和右侧颞上回(Zeman et al.，2013)。并且，随着诗歌难度增加，人们会分配更多的注意资源用来加工诗歌的形式特征，包括某些韵律元素(Yaron，2002)。鉴于人们对于诗歌韵律特征的敏感性，诗歌韵律异常(轻重模式异常和押韵违反)会造成明显的阅读干扰，引起对于局部文本的重新阅读(Beck & Konieczny，2020)。 一些研究者结合汉语特点，考察了汉语诗歌中停顿、押韵等韵律特征加工。停顿、押韵与平仄共同构成了古代汉语诗歌的典型韵律特征(王力，2012；朱光潜，2012)。相较而言，平仄是诗歌全局性的声调组织规则，押韵是句末韵部呼应的回响机制，停顿在朗读层面形成语流切分与节拍分组。Li和Yang(2010)以七言绝句为实验材料，考察了古代汉语诗歌中韵律层级边界的加工，结果发现不同层级边界均能诱发中止正漂移成分CPS(closurepositive shift)，表明被试能够感知古代汉语诗歌中不同位置的停顿。针对押韵的眼动研究(陈庆荣，杨亦鸣，2017)发现押韵违反影响早期眼动指标(如首次注视时间、凝视时间)和晚期眼动指标(如总注视时间、总注视次数)，电生理研究(Chen et al.，2016)也发现，押韵违反诗句相比押韵合理诗句诱发波幅更大的P200和N400。 张政华等人(2020)以七言绝句为实验材料，同时关注了诗歌中押韵与声调的加工，结果发现声调和押韵违反体现在P200、N400和LPC成分上，且受到被试音乐经验(张政华等，2020)和实验任务(张政华等，2021)的调节。这两项研究虽然关注了汉语诗歌中声调的加工，但是实验材料没有选择严格符合平仄规则的诗句，也没有考虑诗句中古音和今音的变化，因此并不是专门对平仄规则的考察。其次，在操纵诗句押韵和声调的同时，没有控制诗句的语义合理性程度，导致不同实验条件的诗句除了韵律模式不同，还可能存在意义的差别，从而难以厘清实验效应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的。 除了诗歌韵律特征，认知诗学同样关注诗歌意义的理解。根据特殊体裁假说(genre-specific hypothesis)(Hanauer，1998)和传统文学理论(Culler，1975)，文本的阅读和欣赏模式明显受到体裁特征的影响，使得不同外在特征的文本体裁存在明显的加工差异。对于诗歌而言，读者会将注意投向特定的文本语言模式，特别是诗歌的韵律特征，使得阅读速度更慢，对语义的理解难度更高(Hanauer，1998)。此外，Hanauer(1998)认为“声音的相似性常被视作意义上的相似性”，而中国古代诗歌的韵律特征使得诗歌在声音上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基于这两种观点，可见诗歌中的语义加工会受到韵律因素的调节。 韵律与语义关系的理论争论主要围绕加工进程和加工模式的独立性与互动性展开。一方面，传统观点认为语义加工在理解中占据主导，韵律只是辅助性特征。例如，模块化理论(the modularity of mind)(Fodor，1983)认为，韵律加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封装模块，其输出被传递至更高阶的中央系统，以辅助语义构建。因此，韵律加工只发生在早期的感知阶段，与语义之间的互动是单向而有限的，语义信息不会影响韵律加工。另一方面，三阶段神经认知模型(Friederici，2002，2012)和互动激活模型(McClelland & Rumelhart，1981)则主张韵律加工并非模块化，而是与语义加工存在实时的双向互动。这些模型强调，韵律与语义是并行加工，并非仅限于早期阶段；韵律线索能动态调节语义加工，反之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