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南方更倾向集体主义文化吗 稻米理论(rice theory)以农作物的耕作类型切入，阐释了中国南北方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文化分野，认为南方集体主义文化倾向较北方更为强烈(Talhelm et al.，2014)，并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南方人更多使用相对谨慎、具有防范倾向的词汇(Guntuku et al.，2024)，且水稻种植需要严格的社会规范来应对高劳动力需求，故而南方创新思维水平较低(Talhelm & English，2020)。这些观点与“文化差异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关系”的普遍性认知存在较大反差，难以呼应中国南北方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 个体主义文化可以促进经济发展(Friedman，2002；Smith，2011)，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经济学观点。Inkeles(1983)指出，个体现代性是国家发展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每一个理性人表现出的自利性行为动机，最终成就了市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它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Smith，2011)，在不损害他人自由的前提下，个体充分运用自身能力与机会，可逐步达成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Friedman，2002)。经济发展亦可提升个体主义文化(Greenfield，2016；Inglehart & Baker，2000；Santos et al.，2017)，而且国家(地区)越富有，个体主义文化程度越高(Hofstede et al.，2010)。至于集体主义文化，却往往会抑制经济发展(罗必良，耿鹏鹏，2022；Olson，1980)，因为理性个体始终以自我利益为上，不会为了集体的共同利益而主动采取行动(Olson，1980)。 个体主义文化促进经济发展，抑或经济发展提升个体主义文化，二者之间因果关系的走向本质上不会对其存在相关的事实造成干扰。结合稻米理论的观点推断，个体主义文化较强的北方应当在市场运行、经济增长方面均胜于集体主义文化较强的南方，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中国经济“南强北弱”“南快北慢”的差距一直存在并且还在不断扩大(Wang et al.，2023)。诚然，这一结果的发生并非耕种方式所致，也不在稻米理论的解释范畴之内，而是包括历史原因在内的诸多因素使然，但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到这一现实状况与稻米理论之间的明显反差——“南方更倾向集体主义文化”之观点难以呼应我国南北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 稻米理论现实面向之矛盾有悖理论与实践互生共进的应然要义，然而目前鲜有研究对此投以关注。除稻米理论外，一些较有影响力的理论也解释了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地域差异的成因，例如传染病理论(pathogen prevalence theory)、气候-经济理论(climate-economic theory)以及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其中，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更早、解释力更强(徐江等，2016)，与“经济发展提升个体主义文化”之观点具有一定共通性，即与稻米理论存在一定矛盾，但也有研究表明，中国香港、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却具有集体主义倾向(Hamamura，2012)，这又与稻米理论具有一致性。尽管存在矛盾，但作为同一主题下的各具解释力的理论，本无优劣之分，本文也并非意在理论间的比较，而是试图以稻米理论为切入口，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寻找文化动力方面的恰切解释。同时，也希望能为文化心理的本土探索做出一点有益尝试。 如何破解稻米理论现实面向中存在的矛盾?又该如何确证中国南北方的文化价值观倾向?已有文献曾从样本选取、模型设计(Hu & Yuan，2015；Ruan et al.，2015)、变量控制(Roberts，2015)、测量方法(朱滢，2014；朱滢，2015)以及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的契合度(汪凤炎，2018；汪凤炎，2019)等多个视角对稻米理论提出质疑，本文认为，稻米理论本质上是在探讨不同文化动力下的自我建构差异，对集体主义文化构念的辨析或可作为破解该理论现实面向之矛盾的切入点。一种文化就如同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的一贯模式(Benedict，2005)，文化是人格的典章式放大，人格则是文化的代表性缩微。人格与文化的一致性使二者可互为考察视角，而自我是人格的一种基础性体现——“自我集文化与个体于一体，是反映文化与个体相互影响的重要指标”(杨中芳，2009)。自我建构不仅是以文化价值观为基础完成的心理过程，也是体现我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取向的重要观测点。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按照如下思路展开讨论：首先对集体主义文化下自我建构的特征及其社交表达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探查稻米理论缘何难以呼应南北方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之后，立足时空尺度，逐步具象地梳理南北方文化价值观变迁，并尝试提出解释当今南北方文化价值观差异的新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