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以来的认识论追逐关于外在对象的客观知识，设定对象的“我思”主体却无法真正穿透对象领域现实地改变对象，造成康德所谓内在之物何以切中可疑的超越之物这一“哲学的丑闻”。随着“自然的存在信仰在现代科学中上升到了极端：在世界的存在中，与主体的所有联系痕迹以及主体的世界经验的透视性都被消除了。……客观性理想的意识史起源便被遗忘。绝对客观性的规范逐渐变成了自明性”①，乃至最高的规范。本来“激进的客观性只有通过激进的主观性才是可以认识和理解的”②，用拉图的话说，科学家建构了自然的内在性，却又说自然是超越的。③然而，客观性的空前成就遮蔽了原本自明的主观性，使它颠倒过来变成一个可疑的谜题。探究主观世界的心理学本应承担揭示这一谜题的任务，但它不仅已被改造成从属于绝对客观性的传统心理学，甚至作为资本逻辑的新型治理装置进一步扭曲了主观性，因此无法把握其真正本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该问题之解决，又多直接转向存在论方案，往往跳过心理学的必要环节，将马克思的存在论变革真正落实到具体学科中的工作尚待充分展开。对主观性谜题的科学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哲学的丑闻”恰恰根源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社会存在结构。资本逻辑的抽象统治不仅塑造了社会关系的物化颠倒表现，更在认识论层面再生产着主客对立的意识形态幻象。要突破这一双重困境，必须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认识论地基，开显出马克思自己的心理学。它把意识从封闭的内在领域解放出来，将其理解为感性行动关系的展开过程，由此重建心理形式与社会形式的辩证关联，真正激活“现实的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所展示的本质力量。这一理论革新不仅致力于总体消除传统心理学的隐忧，促使心理学在马克思主义的地平上重新出发，而且同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为人民群众成为有意识的历史能动主体，掌握自身内蕴的改变世界的社会性力量，实现其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心理学的可能性。 一、心理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归基 心理学并不像通常理解的那样，是一套理所当然、纯粹客观、似乎不可逆转的关于人类心理与行为的知识体系。实际上，任何知识都有其得以成立的基础与界限，它并非一面天真、忠实、可被直接给予的“自然之镜”。但传统心理学试图通过模仿物理学的普适定律来确立科学地位，将自身限制在人工实验环境下的操作步骤中，在方法论层面成问题地把人类日常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还原为各种实验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文化因素与心理因素被视为具有简单、同质特性的独立的、单一的变量”④，并在某种简化的逻辑序列中考察变量之间的关系，建构统计模型和计算相应效应值。心理学由此沦为忽视现实复杂性的“变量心理学”(Psychology of Variables)，并生产出大量彼此割裂的实证发现，这些发现因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而难以实现逻辑贯通，最终只能以知识碎片的形式暂时堆积在学术料场。我们试图发展一种基于感性行动关系(Sensuous Active Relations/Sinnlichkeit Tätigkeit Verhältnis，简称SAll)的“感性活动-社会关系-思维抽象”图式，从而实现对传统心理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归基，并重构既能容纳人类经验复杂性、又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每个历史时期的感性活动方式构成社会关系的现实基础，而这种关系形态进一步生成作为其观念表现形式的思维抽象。“感性活动-社会关系-思维抽象”图式贯穿于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始终。首先在哲学认识论视域中，马克思很早就指出人并非“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并通过“对尘世的批判”揭示感性的、人的世界产生超感性的宗教，亦即“颠倒的世界意识”。⑤马克思进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强调，要把事物(对象、现实、感性)“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⑥。“感性的人的活动”让我们获得一种从主体方面理解的新客观性，这并非否认那个自然之物的客观性，“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但问题在于“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⑦片面抬高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可能倒向经验主义反映论的所予神话。马克思“唯物论”的核心，并非静态的物质实体，而是构造“物”的历史性物质活动。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⑧“感性的人的活动”不仅构造人和自然的关系，更构造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作为其表象的人的各种“类”本质，并基于这种感性实践检验被抽象发展了的思维的真理性。 进而在广义认识论视域中，“物”在一定生产方式形塑的事物性总体(umwelt)中获得理解，此即《德意志意识形态》厘清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新的需要的生产、人类自身生命的再生产这三种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其上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的具体结合形式。前三种作为历史最基本因素的生活的生产可被视为作为哲学话语的感性行动的经济学表达。这三种“历史活动”继而构造作为物质交往形式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就是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所谓“人们还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⑨在这种“感性活动-社会关系”图式之上，人们才最后形成“我对我环境的关系”的精神生产，亦即作为生产关系的观念表现的“意识”。⑩基于此点，感性行动关系图式拓展为基于物质生产客体视位的“物质生产-生产关系-意识形态”逻辑运演。 随着马克思在《资本论》等系列文本中转向对资本逻辑的狭义认识论分析，感性行动关系图式转化为基于劳动过程主体视位的“劳动过程-价值形式-拜物教”。马克思洞察到，仅将生产-般视作永恒的人类学范畴，无法穿透资本特有的统治逻辑。固然物质生产构成历史的永恒基础，但劳动才是最根本的主体性驱动力量。它被界定为中介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活动(11)。这一活动通过对自然物质的吸收与改造，赋予其有用形式，并在最终的使用中构造“物”的全部现实本质。劳动转向促使马克思透视到，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生产已非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过程，而是价值形式悄然转置并重构全部社会关系的抽象过程。如果思维抽象来自心智从感性对象中总结出的内在统一性共相，那么现在人们通过价值生产与交换的感性行动本身就建构了一种“实在”却颠倒的外在统一性共相，也就是现实抽象(real abstraction)及其价值表现形式。 价值的生产与交换创造了一个独立存在、自我维持的形式化体系，但其自发构序超出私有制关系中生产者的控制能力。“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比例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12)。具体劳动被迫在交换体系中还原为量的、无差别的抽象人类劳动，其社会性仅能通过价值形式得以实现。生产者之间的特定社会关系颠倒地采取了事物与事物之间似自然性等价关系的虚幻形式，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为商品交换的自然性质，从而在资本主义当事人的意识中，催生出商品等价形式源于其内部自然属性的拜物教幻象。由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隐蔽在价值形式的物的外壳(dingliche Hülle)中，反过来表现为各种虚假但又为人熟知的“伪感性物”的到场：“价值关系颠倒式地反向物相化为流通领域的直观实在(商品、货币)，资本关系反向物相化为生产过程中的物(原料、机器和厂房等)，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反向物相化为人格化的资本家和工人的伪主体到场与经济被抛性，以及剩余价值反向物相化为分配关系中的利润、利息、地租和税收等。”(13)然而，囿于笛卡尔以来主体形而上学所塑造的“意识的内在性”(14)，也就是“从自身出发的思维”将心灵视为个体对事物内在的表征形式，主体的认知结构不得不被动地与客观的社会结构保持二元论的同步，形成了与这些伪感性物同构的思维范畴。价值形式塑造了意识形式，就像康德认为时空是先天直观形式一样，资本主义当事人认为价值形式是思考经济世界的、不言自明的先验范畴。不是生产的一定社会关系创造了这些意识形式，而是这些意识形式看起来构成了社会现实的天然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