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参战英军的“远征”叙事及其影响

　　鸦片战争爆发后，许多参与战争的英国军官开始撰写个体叙事，并于1841至1845年间在英国陆续发表和出版。他们带来的战事讯息虽不具备报刊的即时性，较为滞后，但比起片段化的新闻报道，读起来更为连贯，因而对英国本土公众了解鸦片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齐思和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注意到了这类文本，并予以介绍。①不过，大多数学者只是将这类文本作为研究鸦片战争史事的辅助性史料。英国学者许舒(James Hayes)最早将这类文本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他搜集了大量参与鸦片战争的英国海陆军军官的书信和回忆录，着重呈现了其中的道德叙事，例如郭富(Sir Hugh Gough)、坎贝尔(Brigadier C.Campbell)等将领对军队纪律的管控。他还根据这些文本中对中国、中国人的称呼，认为这些英国军官对中国和中国人大体上持尊重态度。②作为最早涉足此议题的研究者，许舒的工作具有开创性，但他基本采信英军的自我陈述，未对其叙事中自我辩解的成分作进一步的检视。另两项研究侧重批判与反思。大卫·麦克莱恩(David Mclean)基于多位军医的经历，批评英国皇家海军在战争中的医疗保障缺失。他指出，军医虽然被视为重要的医疗资源，却长期缺乏新鲜肉类和蔬菜的补给，因而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患上霍乱，饱受痢疾和高烧的折磨。③鲁艾里·布朗(Ruairidh J.Brown)则揭示出英军叙事的内在张力。他指出，这类文本在主体部分往往呈现相对客观的中国观察与反思，但开头和结尾部分却以“开明进步”的西方与“神秘非理性”的东方相对立，以此强化战争的道德正当性，其叙事框架带有鲜明的东方主义色彩。④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延续批判性的阅读视角，考察“远征中国记”的知识来源、叙事特点，并追踪其在英国本土的传播和接受过程。细读这类文本，便会发现许舒对英军道德叙事的肯定存在很大的局限。英军的道德叙事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一种修辞策略，其目的在于弱化战争暴力、建构对华战争的合法性。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探讨的“远征中国记”，指参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海陆军军官和军医在战时或战后不久以亲身经历和个人见闻撰写、并面向英国公众出版的回忆录。这类叙述既是个体的战争记忆，同时亦因其军官视角构成一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知识载体。战争期间及结束后，英军出版的“远征中国记”主要有以下九部(见表1)，其中有四部以“远征中国”作为题名，其余虽然在题名中没有出现这样的字眼，但与“远征中国记”并无实质差异，因此笔者将其统称为“远征中国记”。

　　

　　一、英军来华前的中国知识来源

　　这九部“远征中国记”的作者从司令部秘书(罗伯特·乔斯林、基思·斯图尔特·麦肯齐)、海军军官(约翰·艾略特·宾汉姆、利洛)、陆军军官(亚历山大·穆雷、约翰·奥赫特洛尼、亚瑟·库宁哈姆)到随军医生(邓肯·麦克弗森)，其身份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他们来到中国参与战争的时间或早或晚，或长或短。其中，参与时间较早者如乔斯林和宾汉姆，主要活跃于战争前期；较晚者如利洛和库宁哈姆，见证了后期战役。他们的记述周期也长短不一，短如乔斯林，仅历时六个月，长则如邓肯·麦克弗森，其记述贯穿了长达两年的战事。他们之所以参与到此次对华军事行动，为的是积累政治资本，或立下军功，为未来的社会阶层晋升创造条件。对于英军而言，中国并非一个仅凭直接经验即可理解的对象，而是一个需要借助既有论述加以认识的国度。在抵达中国之前，他们已或多或少地接触过有关中国的知识和想象。原在英属印度服役的乔斯林、奥赫特洛尼与麦克弗森的知识储备颇为丰富，而那些原本在欧美活动的军官对中国的了解稍少，如服役于北美的海军上尉宾汉姆，来自皇家爱尔兰第18军团手榴弹连的穆雷，以及伯麦的军事秘书麦肯齐。无论背景如何，他们在撰书时普遍倾向于援引前人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描述，以此为自身观察提供解释框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鲁滨逊漂流续记》(The 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开放的中国》(China Opened)、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中国人》(The Chinese：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等读物，不仅构成了他们理解中国的重要知识来源，更在无形中设定了他们观察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方式，尤其是在有关性格特征与风俗习惯的判断上。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被反复援引和确认的中国知识，并非源自中立、客观的经验记录，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预设，其中甚至不乏虚构和想象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