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前期，中國與阿富汗之間本不接壤，中間間隔著巴達克山和瓦罕兩個中亞土邦，根本不存在邊界問題。中阿邊界之所以成為“問題”，與近代英俄對中國帕米爾的侵略直接相關。由此，學界對中阿邊界問題形成的研究，大多內含於英俄博弈帕米爾和中英俄帕米爾交涉的研究。①值得一提的是，迄今為止，鮮有人專門關注阿富汗在中阿邊界問題形成過程中的角色。因此，本文擬使用清朝檔案及其他相關文獻資料，從中方視角對其進行系統梳理和剖析。 一、不甘的挑戰者：乾隆時期阿富汗對清朝在中亞地位的威脅 1747年，普什圖人中的阿布達利部落薩多扎伊部首領艾哈邁德沙·杜蘭尼率部擺脫波斯的統治，建立了阿富汗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王朝——杜蘭尼王朝。杜蘭尼王朝建立後，艾哈邁德沙·杜蘭尼雄心勃勃，四方征戰，不僅統一了阿富汗，還竭力向四周對外擴張，幾次打敗印度莫臥兒王朝，一度進佔德里，征服旁遮普，臣服喀什米爾，建立起了一個囊括今天阿富汗、伊朗東北部、巴基斯坦以及印度西北部的龐大帝國。 當艾哈邁德沙·杜蘭尼武功赫赫之際，也曾對毗鄰帕米爾的巴達克山一帶垂涎不已。1751年前後，他從赫拉特派軍隊出發，迫使“巴爾赫、巴達克山和興都庫什山以北其他省份紛紛降服”。②而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之亂後，其影響力逐漸延伸至帕米爾西側，從而與阿富汗相遇。據魏源《海國圖志》記載，“乾隆二十四年大兵逐霍集占，將入愛烏罕(即阿富汗)境，為巴達克山酋素爾坦沙擒獻，其屬下有奔愛烏罕者，唆其興師問罪於巴達克山，素爾坦沙懼，遣使具言諸不得已狀，愛哈默特沙云：大清國地廣人稠，見於記載，未知道路遠近，今擬與爾部偕往投誠”。③於是，阿富汗使臣攜同巴達克山使臣於乾隆“二十七年，入貢良馬四，馬高七尺，長八尺”。④從這段經過粉飾的清朝文獻可以看出，阿富汗以大小和卓被巴達克山首領素爾坦沙擒殺為藉口，出兵巴達克山。由於阿富汗在當時的實力頗為強大，巴達克山首領不得不好言解釋“出賣”大小和卓之事，以及阿富汗有著試圖一探清朝虛實的打算。 在此前後，清朝通過種種渠道也得知阿富汗的國力不容小覷。乾隆二十七年(1762)九月，葉爾羌辦事都統新柱等向乾隆帝報告稱：“聞愛烏罕頭目愛哈默特沙，恃強攻痕都斯坦部落，取扎納巴特城，以阿奇木伯克守之，自居拉固爾城。又克什米爾部落舊頭目，名塞克專，愛哈默特沙令其往見，不從，遂遣人統眾數萬攻之，塞克專迎戰，敗潰，為其下人執送。愛哈默特沙頗能體恤農商人等，如古之尼西爾宛時，羊虎同居，並不相害。”⑤有鑑於此，清政府在制定對阿政策時比較謹慎，對阿富汗派遣使臣覲見一事比較重視。⑥乾降帝特意下旨要求阿富汗使臣所經各省會“預備筵宴，陳設戲具，以示富麗嚴肅”⑦。 但乾隆二十八年(1763)阿富汗使臣抵達北京覲見乾隆帝時，“雖跪呈奏章，卻不肯叩頭，懇請仍以伊等之禮朝覲”。在軍機大臣斥責之後，阿富汗使臣“方轉行叩拜之禮，但終究勉強”。這無疑是對清朝“天朝上國”權威的挑釁，使得乾隆帝對阿富汗非常不滿，認為“愛烏罕並非明理之部落”，阿富汗國王“愛哈默特沙並非安分守己之輩”。⑧而阿富汗使臣在呈遞的國書中還宣稱，阿富汗“數年來各處攻戰，未獲稍安”⑨，也帶有一絲不友好甚至恫嚇的意味。為此，清政府特地展示實力，讓阿富汗、巴達克山等一起覲見的使臣觀摩了八旗軍隊的演兵。⑩此次朝貢結束後，乾隆帝怒氣未消，吩咐：“不必加恩與遣使，只將伊等使臣等，交與護送入覲回了等侍衛等，送至葉爾羌則已。”很顯然，與之前阿富汗使臣進京的招待相比，乾降帝顯著降低了其待遇。乾隆帝還擔心，阿富汗的態度還會影響到中亞其他藩屬，甚至可能會威脅到新疆的安全穩定。“久而久之，恐巴達克山人等或與安集延等處之人，伺機糾集騒擾我回疆地方，俱未可定。……現回疆既有此事，亦宜當準備”(11)。阿富汗唯一一次向清朝的朝貢，就這樣不歡而散。此後，有清一代雙方幾乎再無官方直接往來。 而據當時正在中亞活動的俄國人記載，阿富汗國王艾哈邁德沙·杜蘭尼此次派遣使臣出訪清朝，目的是“去北京抗議清帝國佔領東突厥斯坦”(12)。這一記載的準確性存疑，但從中可以看出此次雙方交往不太愉快的一些蛛絲馬跡。稍後，阿富汗國王艾哈邁德沙·杜蘭尼在中亞策劃了“反清聯盟”，“向所有穆斯林統治者發出了呼籲，籲請他們參加反對異教徒的‘宗教戰爭’”。不過，最終“這個威嚴的聯盟卻不了了之，阿富汗人大概要退回去了，而其他的統治者們認為自己過於弱小，難以與強大的敵人進行戰爭”。(13) 雖然國內有學者否認“反清聯盟”的存在(14)，但綜觀種種中國的文獻資料可以發現，阿富汗確有串聯中亞各部的行為。乾隆二十八年(1763)四月，駐喀什噶爾的鑲紅旗漢軍都統永貴上奏，阿富汗國王艾哈邁德沙·杜蘭尼與浩罕的額爾德尼伯克相互聯絡的行為可疑。“永貴等奏，愛烏罕遣赛特伯克來詢額爾德尼內附情事，額爾德尼亦遣使隨之往報，不無可疑；當留心訪察此中情勢，詳詢額爾德尼所派人等後，再具奏聞”。對此，儘管乾隆帝表面上輕描淡寫地指示：“額爾德尼乃外藩新附之人，不知內地法度，伊與愛哈瑪特沙相互通使，亦乃伊等交往之常，毋庸深究。額爾德尼若心存惡意，交結愛烏罕窺伺我土，適時可直截辦理，此時先為預料，於事無益。”(15)但結合之前乾隆帝對“愛哈默特沙並非安分守己之輩”的判斷，可以看出乾隆帝不無擔憂。第二年，即乾隆二十九年(1764)八月，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納世通就將通過浩罕商人打探的浩罕與阿富汗關係的資訊上報給乾隆帝。(16)乾隆三十年(1765)，伊犁將軍明瑞平定新疆烏什叛亂。此次叛亂背後也有阿富汗的影子。對此，《清史稿》中有“賊待阿富汗援不至”的記載(17)。英人包羅傑也曾指出：阿富汗人“允諾在保衛撒馬爾罕時給予援助，這也就難怪喀什噶爾的人民認為他們還可以再有些作為，於是這個國土有好幾處地方發生起義，特別是在烏什”。(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