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与建构成为一个热门话题，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热情参与世界对话与民族自信的活力。然而，所谓自主知识体系创新乃是国家的一个总体目标或者说理想期待，最终要将其落到实处则务须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切实努力：一是必须分解到更为具体的学科中加以深入系统的研究讨论，找到可行路径与具体方案。尽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无疑面临着一些共同的话题，比如古今中外的学术背景与中华文化自信的彰显等，但不同学科之间毕竟存在巨大的差异以及各自所面临的不同问题。此种情况不仅史学、哲学、文学之间区别明显，即使同为文学学科的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与文艺学之间，也会拥有各自的具体问题指向。只有各个学科本身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完成了，才会在总体上实现其国家总体目标。二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以解决各自目前所存在的难题与困境为前提，才能取得扎实而有成效的结果。任何为建构而建构的理论空谈都无助于理想的实现。就笔者的学术背景而言，只能集中谈一下中国古代文学如何在当今语境下建构自身自主知识体系问题。而且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本身并非其终极目标，而是有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又是为建构中国当代话语体系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由此，观念的清理、视角的转换与方法的更新是建构中国古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三个最为重要的环节。 一 首先是观念清理问题。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在试图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研究理论体系与相关方法。经由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中国逐渐拥有了自己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撰写出版了上千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以及大量的研究著作与论文。目前国内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与学术研究的基本格局就建立在前辈学者几代人辛勤劳作的基础上。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现代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体系是参照西方近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流行后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而建构的，诸如以审美为核心的纯文学理论观念、以规律论为基础的线性文学史发展观、以进化论为前提的文体演变观等等，便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史书写的最为重要的核心支撑观念。当今学界已经对这些理论观念与研究方法进行了优劣利弊的反复讨论与权衡，并尝试建立新的学科体系与研究范式。 其中，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认知最为致命的伤害，乃是试图用一种固定而统一的文学观念去概括所有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实践与文学批评理论。暂且不论这种高度抽象的本质主义化文学观念本身是否能够成立，起码以此去笼括古今中外所有文学现象的奢望是简单粗暴的。就中国古代文学本身来说，在两汉之前乃是文体初生的文辞阶段，不仅文学尚未独立，甚至所谓的文史哲也难以区别。如果说孔子整理“六艺”进行了初步分类的话，也仅仅是为了传授古代典籍的方便而大致归类。那时的作者、文本、篇章与书籍的概念与后世多有不同。如果以今人的文学观念加以衡量，恐怕只有《诗经》与《楚辞》大致可以符合标准，而大量的典籍将会被排除在“文学”之外。自东汉之后是文章学流行的阶段，其时段一直持续到晚清西学东渐之前。文章的核心在于文体，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得体”，而评论文章则首先在于“辨体”。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共分127种文体，其所撰序说对各自文体体式、文体功能与文体体貌加以简要说明。这120余种文体能够进入今人文学史叙述内容的，显然难以达到一半。其中多数应用文体与讲究形式技巧的文体都被今人抛弃了。按照如此标准所撰写的文学史，距离中国古代的实际相差甚远。 目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最为迫切的任务有两项工作必须抓紧来做：一是对于原发性问题的追踪与讨论。也就是从现代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立以来，在借鉴西方文学观念与理论方法的过程中，到底哪些因素对古代文学的完整性、真实性与民族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如何寻觅出这些负面要素并在理论上纠正这些学术偏差，从而建立起适合中国古代文学历史事实的独特理论方法，实为当务之急；二是还原性研究，也就是回到中国古代文本书写的历史语境与写作实践的原初状态，系统研究其文本形成、文本形态、文本功能、文本传播与文本批评，从而总结其创作经验、批评理论，并为当今创作与批评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与经验借鉴。当作为纯文学观念的“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松绑”之后，学界一定会有更多的学术发现，拓展出更大的研究空间，并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学理支撑。 二 其次是研究视野的扩展与转向问题。在此须简要说明一下何谓“纯文学观念”，就是西方建立在18世纪以来浪漫主义思潮基础之上，融合了俄国结构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欧美新批评内涵的文学理论概念与方法，其主要内涵为主张表达自我、抒发情感、情节虚构、审美感受、文本分析、形象塑造、技巧追求等等，其具体依托则是诗歌、小说、戏剧与审美性散文等四类文体。正是由于此种现代纯文学观念的影响，以前学界往往将研究眼光局限于此四种文类的狭小范围内，不仅文学自身的某些文体(比如赋、骈文、回文、连珠、集句、联句等)未能得以充分彰显，至于经学、史学、子学的各种文类更是大都被排除在视野之外。还有那些对诗文创作具有巨大影响的相关文化要素，诸如玄学、佛学、理学、民族、地域、风俗等等，大多都只能在各时段文学的背景介绍中略加提及，无法触及其深层影响。其实，在中国早期的文本研究中，如果仅仅将目光集中于文学性突出的《诗经》《楚辞》这两部诗歌总集，可能大大降低了那一历史时期文本书写的核心价值与丰富内涵。孔子对“六艺”的整理，刘向等汉人对先秦诸子百家典籍的编辑，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文本形态与文章观念，或许才是更为重要的文学发展线索。更不要说《春秋》《左传》《史记》《汉书》对于中国古代文章书写方式及其理念的贡献与影响。过去学界只重视鲁迅对《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①的高度评价，其实就对后世文章观念的影响而言，《汉书》的地位起码不应低于《史记》。然而在现代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中，《汉书》《后汉书》已经较少有人提及。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概括出对中国古代后期文学思想与创作影响的易代之际、理学观念与地域文化等三大要素，都是过去学界常常忽略甚至是作为负面因素加以评价的，但就实际历史影响来看，它们的确是研究当时文学现象所必须密切关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