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指出，“除非文学理论彻底放弃研究态度而消亡，否则，文学理论必须对其‘学科’性与‘科学’性及其元理论保持自觉意识”①。元意识的觉醒与元理论研究的活跃是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中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现象，它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与多向展开。本文拟对这一现象进行探讨，并对其影响及得失进行评估。 一、元理论研究的兴起与文学理论研究 从思想渊源上说，“元理论”这一说法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该书原名metaphysics，可以直译为“物理学之后”或“元物理学”，“‘物理学之后’的意思是‘超越物理学’，即超越经验领域到达靠思辨把握的神圣领域，因此，亚里士多德本人称呼‘形而上学’的名词是‘第一哲学’和‘神学”’，“从物理学到形而上学符合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人的认识过程”②。这说明“元”理论意味着超出理论本身试图对理论的操作概念与操作过程进行反思，是更高层级的反思。进入20世纪之后，对科学研究的操作过程和基础性的概念语义进行思考已经由自发逐渐走向自觉。例如，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较早意识到科学研究有自反性，于1939年提出“科学学”，认为“科学也应该研究它自己本身”，应致力于“对主体与客体、观察者与观察对象、创造者与创造物、火种与媒介物的综合工作”。③在他眼中，诸如统计分析、关键事例研究、理论结构模型研究、实验研究、分类描述等都可以成为科学学的内容。英国社会学家齐曼在此基础上提出“元科学”(metascience)，认为科学研究涉及“有关观察者态度和观察得到解释的框架的问题”，“元科学革命的基本原理是：这些公共建制、活动、影响、角色、规范等等，并不仅仅是科学方法的逻辑背景或科学创造神秘性的背景；而且……它们是科学的基本要素”。④他所概括的元科学的基本原理涵盖了科学共同体的学术规范、精神气质甚至职业伦理等。科学学、元科学的说法不仅旨在塑造科学规范、科学共同体的认同，还在引导科学研究的方法与步骤。 现代人文科学中元意识觉醒较早的是语言学与逻辑学。例如卡尔纳普在《语言的逻辑句法》(1934)一书中提出了对象语言与句法语言的区分，“第一种语言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把它叫作对象语言，第二种语言是我们用它来谈论对象语言的句法形式的语言——我们把它叫作句法语言”⑤。在另一篇文章中，卡尔纳普把科学语言分为观察语言(observational language)与理论语言(theoretical language)两种，“观察语言运用标示可观察的属性和关系的语词来描述可观察的事物或事件。另一方面，理论语言则包含着这样的语词，它们可以指称不可观察的事件、事件的不可观察的方面或特点……对可观察事件的说明和预测起积极的作用”⑥。这里所说的“对象语言”“观察语言”指涉的对象为可观察的实体，用于描述直接经验到的现象和事实；而所谓“句法语言”“理论语言”指的其实就是元语言，它使用理论术语对观察到的对象进行解释、概括或预测，主要用于建构理论。20世纪40年代丹麦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明确地提出元语言概念：“元语言，或可称为元符号系统(metasemiotic)，元符号系统就是处理为符号系统的符号系统。在我们的术语中，元符号系统就是内容是符号系统的符号系统。语言学自身就是这样的符号系统”⑦。他认为，每一门科学都需要提供一种基本概念、研究程序作为前提，用来描述对象，这就是元语言，“语言学旨在提供一种程序，用这种程序来描述语言。提供描述语言程序就是引入一种语言，并用这种语言来描述各种语言，描述各种语言的语言称作元语言(metalanguage)。作为描述对象的语言称作对象语言(object language)”⑧。波兰的塔斯基也用对象语言和元语言来表示记录事实的句子和讨论对象语言的句子。这说明现代学术普遍把元理论、元语言视为在较高、较深层级上对较低、较浅层级研究对象的性质、效用进行分析、断定的术语系统。 文学理论与批评界对元理论的思考相对要晚一些。1966年意大利文学理论家马里奥·佩尔尼奥拉出版了《元小说》(Metaromanzo)一书，把元理论用于研究文学作品分析，探讨了现代小说中的自我指涉现象，即作家在创作中意识到自己的创作行为，并将这种意识融入小说中，揭示小说的虚构性质。佩尔尼奥拉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显然是以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他认为元小说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文化表达，具有严肃性与哲学价值。与此同时，福柯则刻画了现代主义以来文学创作中元意识的觉醒，“从19世纪开始，语言开始自身反省，获得了自身的深度，展开了只属于自己的一种历史、种种法则和一种客观性。语言变成了一个认识对象……”，“文学把语言从语法带向赤裸裸的言谈力量，并且正是在那里，文学才遭遇了词之野蛮和专横的存在……文学所要做的，只是在一个永恒的自我回归中折返，似乎文学话语所能具有的内容就只是去说出其特有的形式”。⑨其后，詹姆逊在《元评论》(1971)中较早把元理论应用于文学理论与批评，提出了一种元批评理论，他称之为元评论，或评论之评论。他的元评论源于对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批判，试图通过文本的构成密码揭示背后隐含的信息，即语言与历史现实之间的联系。其基本思路是，“一切关于解释的思考，必须深入阐释环境的陌生性和非自然性；用另一种方式说，每一个单独的解释必须包括对它自身存在的某种解释，必须表明它自己的证据并证明自己合乎道理：每一个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之评论”⑩。评论之评论的第二个基本原则是任何不需要解释的情况本身就是一个亟待解释的事实。按照这样的原则，“一种确定的文学形式的存在，总是反映该社会发展阶段的某种可能的经验。因此我们对情节完整性的满足，也是某种对社会的满足，它通过这样一种实践安排的充分可能，已经将自己呈现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而且暂时与个体单位、个人的生活不相矛盾”(11)。元评论这种模式的基础是区分症状与被压制的思想，区分明显的和潜在的内容，区分掩饰的行为和被掩饰的信息。可见，元评论旨在打通形式与历史，实际是詹姆逊融合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与形式主义文论提出的一种阐释模式与批评方法。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73)一书探讨了历史书写的深层结构，认为历史编纂本身就是在一定的文化、语言与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受文学结构、修辞手法、意义建构的影响。他用浪漫剧、悲剧、喜剧、讽刺剧四种转义模式把历史叙事对应于形式主义、有机论、机械主义以及情境主义四种论证模式，和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四种意识形态蕴涵模式，认为历史叙事通过选择故事类型并将此故事施加给事件的情节编织方式完成建构过程并赋予事件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