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学是搜集整理图书和文献、传播交流信息和知识、保护传承文化和记忆的学科，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主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构建，以历史积淀作为逻辑起点，以百年发展赓续精神文脉，以理论创新指引发展路径，旨在契合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的发展需要，引领未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 知识体系指把知识按照一定逻辑和结构组合而成的整体[1]，学科领域中的知识体系指由学科基础、学科理论和学科实践共同构成的系统性知识结构，反映学科内部的联系和规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内源于中国历史与当代实践，而非其他国家的输入和重塑[2]。中国图书馆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图书馆学界立足本土事业发展实际，自主构建的一套具有原创性、思想性、实践性的知识体系。这一体系既有理论又有方法，既有应用又有研究，并在推动图书馆学发展的基础上，回应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现实需要。 中国图书馆学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源于校雠学的古代图书馆学，在两千余年发展历程中，已总结出以求书、藏书、管书、用书为核心的文献知识体系。近现代以来，现代图书馆学传入中国，并根据中国图书馆实际进行本土化改造，历经百余年发展，形成了图书分类整理、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管理等知识体系。但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产生发展深受西方图书馆学影响，在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学科教育和事业管理等方面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本土表达还不充分，尤其在中国特色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已有图书馆学知识体系无法满足引领事业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图书馆学亟须以中国特色图书馆事业为基础，探索图书馆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自主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有三个问题需要回答：中国图书馆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在哪里；中国图书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百年探寻和发展脉络是什么；中国图书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应从哪些方面展开。这三个问题构成全文的逻辑主线，亦是回应学术期待的理论尝试。 1 中国图书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 自周秦设守藏室以来，历代图书馆活动家在实践中总结出“求书、藏书、管书、用书”四大核心知识内容，形成以“求藏管用”为逻辑起点的文献知识体系。其中，求书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着藏书的丰富程度；藏书为文献管理和使用提供基础；管书的科学性可确保用书的便利和高效；用书作为目的，推动求书活动的进一步扩展。四者环环相扣，彼此交织，体现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实践智慧，也蕴含着区别于西方范式的本土内涵。 1.1 以求书为逻辑起点的文献聚散与传递知识体系 求书又称访求，指通过多种方式搜集散落的文献资源，是藏书建设的基本工作。求书活动自周秦而始，至宋代达到鼎盛，不仅逐步形成以继承遗书、吸纳献书、赠送、购买和传抄为主的访求方式，还发展出指导性的求书理论，唯南宋郑樵的求书思想最为科学。郑樵在深入论述图书亡佚的基础上提出了“求书八法”，既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对求书问题的系统性、理论性概括，也是古代图书馆学史的一大创见。 “求书八法”见于《校雠略·求书之道有八论》：“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当不一于所求也。”郑樵结合文化背景、人际关系等社会因素，从学术门类到地域特色、从专家收藏到公私渠道、从名家著者到时代需求等各方面出发，条理化了文献资源的聚散过程，构建出一条适应不同情境的文献传递路径，推动了知识的代际传承。求书也因此成为中国图书馆学文献聚散、传递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 求书是图书馆存在的先决条件，并为图书馆开展工作提供物质基础，求书理论是现代图书馆藏书建设应当借鉴的重要遗产，以求书为逻辑起点的文献聚散与传递知识体系至今仍影响着图书馆馆际互借、资源共建共享、图书捐赠以及文献资源获取[3]等业务。 1.2 以藏书为逻辑起点的文献辨伪与校勘知识体系 当文献积累到一定数量时，藏书事业开始兴起。我国拥有数千年的古代藏书史，形成了官府、私人、寺院和书院四大藏书系统，藏书内容虽各有不同，但采取鉴别真伪、优先保存珍本、复制分散藏书等相似策略保护和传承古籍文献[4-5]，奠定了中国图书馆学文献辨伪与校勘知识体系的基础。 既有图书，便有伪书。伪书指作者不真、年代不实及内容造假的古书，辨伪即是对文献真伪和虚实进行详尽考辨[6]。我国辨伪工作发端于先秦，形成于两汉，复经唐宋数百年发展，至明清取得巨大成就，并从实践中总结出辨伪方法和知识。明代胡应麟的“辨伪八法”是中国自主辨伪思想的起源，奠定了古籍甄别的标准[7]，从著录流传线索、共时、后代、文体、内容等八个方面考察古籍的引用情况、语言习惯是否符合当时实际，作者、传播者是否真实可靠。至民国，梁启超更进一步，提出辨识伪书的十二条公例[8]，从方法到理论更为缜密详尽，是对古代辨伪思想的系统化、现代化阐释。 辨伪可知正误，若再加以校勘，便可知其本源。古代校勘既是为藏书而校，也是为刻书而校，无论哪种，校勘作为辨伪工作的延伸，其目的都是为了恢复文献的本来面目，保证文献的准确性。自西汉刘向大规模校书以来，藏书家开始重视校勘工作，视其为藏书的必要条件，并总结其中规律形成方法。近代以来，陈垣总结出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四种校勘方法，形成系统的校勘体例；程千帆进而总结校勘规律有二：一为古籍错误的类型，二为错误发生的原因，并提出校勘首先应全面搜集材料，再由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灵活运用校勘方法得出结论，最终建立起逻辑紧密的结构体系。直至今日，校勘思想仍指导图书馆乃至出版社的工作实践，也是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