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颂布试行了十年后，村民自治问题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热点。许多关心国家前途的有识之士，在经历了种种政治波折、总结了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开始抛弃了不切实际的种种浪漫幻想，纷纷把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国家民主的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广袤的农村大地。 记者：中国农村和城市比较起来，人口聚集程度比较低， 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也不像城市那样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许多人都对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寄予厚望，认为中国只能走一条由村及乡、再到县逐步扩大民主选举范围的民主化道路，在您近期主持完成的一份课题报告中阐述的也是同样的观点，请您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 荣敬本：由于中国历史特点和现状，中国的民主改革不能照搬西方议会民主的道路，也不能仿效前苏联和某些东欧国家的做法，而应该首先在农村中推行，逐步完成向民主的合作型体制过渡。如果在基层组织中没有民主合作的基础，这种改革在上层就会演变成权力的争夺，而一旦上层发生权力真空，目前广大干部和群众担心的县霸、乡霸、村霸等就会横行乡里，各霸一方。中国历史上统一受到破坏后出现的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就会再现，这对中国人民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就只能像中国历史上一样，靠武力、靠强化官僚体制来解决。这样中国又会步入专制的官僚体制的恶性循环中。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是从基层开始较为稳妥，即从村、乡镇、县一级一级向上推行。 记者：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不能太乱，太乱了容易导致国家现代化的断裂。 荣敬本：我在基层调查时发现，农民是拥护中央权威的，这种权威具体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没有这种权威，就会出现地方割据和霸权。改革和革命是有区别的，革命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而改革首先强调的是立不是破。这也就是熊彼特曾经讲过的“创造性破坏”过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不断取得发展和进步，靠的就是“创造性破坏”。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搞改革，也应该借鉴一下他们的做法。 我在一次研讨会上曾经向与会者推荐过《复杂》这本书。现代科学证明，物理系统、生物系统、经济社会系统的进化似乎有些共同的规律，即产生于秩序和混沌的边缘，社会主义本身的进化恐怕也离不开这个规律。政治体制本身也构成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的改革也需要从小事情做起，从基层做起，就像一只小蝴蝶扇动一下翅膀，也会产生蝴蝶效应。所谓蝴蝶效应，形象地说就是北京的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可能会引起美国纽约天气的变化，其中暗含的道理是说小东西的作用会慢慢放大。我们搞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的课题，追求的也是这种效应，即把群众的要求作为历史性的趋势从理论上表达清楚，扎扎实实地做些工作，不求一时的轰动，不搞昙花一现的东西。 记者：你们的工作还是引起了许多人的密切关注，许多国内外人士都对中国的基层民主选举寄予厚望，认为“草根”民主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成果。不过，人们对基层真正的民主选举的时间进度的认识还不统一，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荣敬本：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民主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有人怀疑中国农民和农村干部素质低，不能搞民主。在调查中，我们看到的情况却相反。因为农民没有大锅饭可吃，在历史上农民受专制的官僚体制压迫最深，他们会珍惜自己民主的权利，会像选举自己家庭当家人一样，选好自己村里和乡镇的当家人。我们在去农村调查的过程中，和各界人士广交朋友，开座谈会，深入到村里去访谈，有时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可见农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有多么热切。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民重新取得了土地这一资源的支配权，并且获得了市场交换的权利，所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就是说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在上层建筑方面，还仍然保持了传统的压力型体制。压力型体制这个名称来自实际生活，它的特点是靠上级对下级规定的各种任务和指标，然后把这种任务和指标的完成情况作为考核干部的根据。这些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一级一级向下压，最后都压到农民头上。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基层组织在征地、集资、摊派上同农民关系紧张的情况，一些地方上访告状增多的情况都反映了压力型体制动作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这种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政治体制，已经到了彻底改弦更张的时候了。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民主是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各地情况不一样，民主的模式也会各不相同，不能搞运动，不搞一刀切，也不应当规定时间表，而是靠示范、推广，仍然要以小平同志说的“三个有利于”原则为准则，这样就比较稳妥和扎实。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是必然要推行的，这种大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记者：也就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由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型体制过渡。 荣敬本：民主合作型体制并不是我们的发明。这种体制的构思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已经提出，邓小平在文革结束时，对此也作过详细的阐述。当年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先生关于如何跳出国家兴亡的周期率的提问时，就明确指出只有民主这条新路才能打破周期率的支配，“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先生对此颇为赞同，“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众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