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监督难”，难就难在对腐败者监督问题的指导思想上，即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由上至下的指令性模式。 所以，作为强化监督的第一个对策：在监督问题上，我们必须在指导思想上来一个“质的解放”，不能依靠过去那种“由上至下、指令性的模式”了。 二、“监督难”，难就难在我们的社会虽说在口头上承认监督的重要性，然而却经常有意无意地将对腐败的监督与高唱“主旋律”对立起来。 （1）认为监督（即“反腐败”）多了， 权力内部的腐败分子被揭露出来多了，会动摇人们对党的信任，会动摇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2）认为“反腐败”反得多了，会影响人们对大好形势的看法。（3）认为“反腐败”反得多了，会削弱党的领导。（4 ）认为“反腐败”反得多了，是在揭露社会的“阴暗面”。（5 ）认为“反腐败”反得多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所以，作为强化监督的第二个对策，一定要大力去除那种将对腐败的监督与高唱“主旋律”对立起来的错误思想。这个思想不解决，就永远不会放手发动群众，监督也就只会冷冷清清。 三、“监督难”，难就难在一些地区和单位通过所谓的“改革”不适当地强化了“第一把手”（或“有实权的当官者”）的权力，强化了“官本位”，强化了带有封建色彩的“家长制”，从而使这些有权势人的权力大到了可以无法无天的程度。 所以，作为强化监督的第三个措施：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监察制度，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建立防止“第一把手”权力绝对垄断的制度，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对“第一把手”的考核制度。要设立诸如廉政公署、反贪局这类权力大、专管有权势人物腐败的机构，绝对防止来自权力部门的干扰；要强化纪委、监察的权力，要强化纪委、监察的“垂直领导”；要建立“第一把手”的定期全国轮换制度，打破领导在一地、一单位的职务终身制。 四、“监督难”，难就难在即使有制度也不敢、不会、不能使用，譬如“弹劾”。 所以，作为强化监督的第四个措施，就是要全面地、不折不扣地将诸如弹劾之类的已有的监督制度应用到现实生活之中，要敢用、会用、善用，不能对这些东西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 五、“监督难”，难就难在当今社会的风气使正义的监督力量很难战胜腐败分子所设置、构筑的“四张网”的侵蚀。 这“四张网”是：家族网、权力网、人情网和金钱网。 家族网。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家族势力一直是统治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近几年来（尤其在农村）又有死灰复燃的倾向。在不少已被揭发出来的腐败集团中，腐败集团的头子和骨干一般都是具有血缘关系，属于同一家族的成员，这样一来，当愚昧的、封建性很强的家族力量与腐败分子的贪得无厌欲望结合起来之后，它就会发展成一股很难摧毁的家族恶势力。 权力网。许多大案要案材料表明，变异了的权力网是腐败分子的保护伞。越是大的腐败分子，在其相应的权力部门中都有它的“代言人”。这些腐败分子消息灵通极了，上头一有什么精神就马上紧跟，往往要比他人抢先一步；一旦有什么“风声紧”的预兆，就会暂时“收敛”一下，“收敛”的目的不是改邪归正，而是为了以后的东山再起。在权力网的作用下，他们在权力体系内，或是无视组织原则，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结党营私、狼狈为奸；或是在利益的驱动下扭成一股绳，经常是群起而攻之，倒打一耙，将水搅混，于是好人反而变成了坏人；或是运作包括舆论在内的权力机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蒙混过关；或是在事发东窗之前就采取“补救措施”，将它搞得“天衣无缝”。 人情网。过去，社会盛行的是“人治”，因而也就特别讲究“人情”，在某些人眼中，它比原则、比政策、比法律还重要，只要是老部下、老同事、老同学、亲爱者，尽管他触犯了法律，还是一个劲地写条子、打电话、通关节、走路子。掌权者稍不留心，就掉进人情的泥坑中去。 金钱网。它是腐败势力形成的“粘结剂”，是裹着糖衣的炮弹，它可以轰开意志薄弱者的灵魂，使一些人乖乖地落入关系网；它是“粘结剂”，可以将不同类型的、不同层次的人“粘”在一起，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腐败势力效劳；它又是“润滑剂”，可以使“关系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协调、润和。 所以，作为强化监督的第五条对策：就是要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更要强化社会风气和党风的建设，要花大力摧毁社会中流行的这“四张网”。这“四张网”不破，对腐败分子的监督就难于执行。 六、监督难，难就难在当今的腐败者会利用掌握的权力报复、镇压那些想起来监督的监督者。 所以，作为强化监督的第六条措施：一定要大力保护“监督者”，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将当今对监督者的打击报复的风头压下去。否则，对腐败者的监督将会是一句空话。 江泽民同志在《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中指出：“为了爱护干部党组织要抓好对干部的经常教育、管理和监督的作用。”我想，当今社会之所以产生“监督难”和“难监督”的问题，关键还是没有做到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健全”、“拓宽”和“发挥”这六个字。诸如监督制度等“硬件建设”中的不完善确是造成“监督难”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在有关监督问题上的“软件建设”（指导思想）上所存在的障碍则是“难监督”产生的现实成因。若不在这个问题上“换脑筋”，那么要想彻底地解决对腐败的监督，也不过是乌托邦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