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耕地与人口逆向发展，人地矛盾十分突出。按90年代初的统计，我国人均耕地数量只及美国人均数的11%，加拿大的5%， 澳大利亚的3%，俄罗斯的9%，世界人均水平的1／3。目前， 我国已有666个县的人均耕地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0.5亩。而浙江全省（1996年底）人均耕地仅0.55亩， 不足全国人均耕地的1／2。我国的土地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亮出了红灯。即便如此，它还在不断地流失。据土地管理部门的资料，1986—1995年十年间，全国净减少土（耕）地7500万亩，平均每年以750万亩递减。 这个数字超过日本耕地总面积，相当于韩国耕地总面积的2.5倍。八五期间， 浙江省年均耕地净减量为31万亩，相当于每年减少一个中等县的土（耕）地面积。绍兴市1991—1995，5年间净减少耕地17.33万亩， 年均净减3.465万亩，按“七五”期末每一农业人口拥有耕地0.75亩的水平计算，1991—1995年五年间耕地净减少数相当于使23.1万农业人口失去了耕地。如按1995年末绍兴全市耕地实际拥有量和1991—1995年间年均净减少耕地水平计算，72年以后，绍兴市将无地可耕。 造成土（耕）地流失的原因诸多，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这些： 一、现行的土地收益分配格局，营造了一个多占土地的机制。现行的土地收益分配办法规定，占用耕地和利用原有建设用地的土地收益都留在地方并主要留在市、县和乡镇。这种土地收益分配办法形成了谁多占土地，谁就多得利益。多占土（耕）地多得益的机制使一些地方政府大量征用农地出让，采用“低价征用，高价出让”的办法获得巨大收益，以弥补财政不足和建设资金的短缺。据有关资料，一些市、县每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相当于财政收入的30%。另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1987—1994年全国共收取土地出让金2418.5亿元，绝大多数由地方政府作为预算外资金进行“体外”循环。笔者调查中也获悉，有些乡镇以出让土地获得的巨大收益，搞非生产性建设。更有甚者，有的村也这样做了。有个乡镇干部告诉笔者，有的村的各种费用也靠出让土地来维持。 二、曾一度掀起的城（市）乡（镇）开发区热，引发了土地资源的大流失。在“开发热”的大背景下，“处处点火，村村冒烟”，为招商、聚财、生财批地兴办的名目繁多的开发区、工业小区、私营经济区，不仅省（市）、地（市）有，县（市）有，乡镇也有，广泛分布在沿海、沿江、沿国道（公路）、城镇郊区，所占绝大部分是耕地。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全国清查的2800多个开发区（经国务院和省级政府审批的为757个），名义占地1100万亩，实际圈地面积达2300万亩，80 %是耕地，而开工面积却只有2%。其中有2100 多个开发区的建设是未经城市规划部门批准的，属于乱设、滥建，或者说非法建设。以我国最南端的海滨城市——北海市为例，1992—1994年间因办开发区，“炒地皮”誉为“有活力”、“有商机”的城市，全国许多开发商，什么四川的、贵州的……都相继进入北海市开发，不到三年， 北海市批租土地为67.75平方公里，相当于原城区的五倍，如果按规划蓝线图标则更多，为83.84平方公里。其结果，到1995年这些批租土地只有16.74平方公里动工建设，其余的如果按那几年速度，至少要20年才能开发完。现在北海市的人们经冷静反思后认为：开发建设粗放、摊子大、战线长、用地结构不合理，所以重新做出决定“重整北海的土地”。北海市是这样，别的开发区的命运如何呢？由于一哄而起，盲目建设，缺乏科学的论证和规划，相当一批开发区在项目、资金未落实的情况下，就进行“四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车、通邮和平整土地），结果是圈地后大量耕地占用而没有投入，被闲置、荒芜，开而不发。据调查，截止1995年初，全国征而未用的闲置撂荒地近200万亩。 三、农村村落象城镇一样不断扩张，农民建房用地超标。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较快，农民“建房热”一浪高于一浪，一部分农家住宅突破原农村村落（自然村）范围，村外占田，使农村村落向外延伸，扩大了土地占用面积。我国80%的人口在农村，村镇用地总量占全国城市居民占用地的87.3%。如：1995年绍兴市农户建房用地就达4200亩。所以，村落扩张是土（耕）地流失一个重要原因。其次，一些农民新建住宅少批多用，用地超标。按国家总体规划，2000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为2.05亿亩，但实际上到1990年底就达到了2.42亿亩，相当于4 个吉林省的耕地面积。现在全国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高达190平方米， 比规定最高标准150平方米超出27%，多占土地5100多万亩。 据有关资料，安徽六安地区共有150万户农村居民，宅基地就占了180万亩， 户均1亩多。上海市1994年农村居民住宅用地712.55平方公里，占全市土地面积的11%，人均用地186.5平方米，超标准76.6平方米。 四、城市平面外延扩展，村镇建设一哄而起，大量耕地“农转非”。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势头迅猛， 城市数量由1978年的193个发展到目前的600多个。同时，各地又热衷于城镇升格， 县改市和小城市向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向大城市发展。因此，使城镇用地急剧膨胀，有些地方又竞相搞娱乐城、微型景观等项目，使城镇周边大片粮田、菜地被占用。也正是在这一期间，我国耕地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首先表现为城市人均占地不断攀升。仅1986年至1995年十年间非农建设每年平均占用耕地750万亩左右，其中城镇建设平均每年占用耕地达90 万亩以上，人均占地超过国家高限标准100平方米的城市已达402个，占城市总数的67%（其中5个城市人均用地达130平方米；12个省的城市人均占地在100—120平方米之间）。其次表现为城市主城区用地规模不断扩张。据国土专家对气象卫星资料测算分析，1986年至1996年间全国31个特大城市主城区用地规模平均增长50%，城市用地规模增长弹性系数（城市用地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比）31个城市高达2.29比1 （合理的数值应是的1.12比1），高出一倍以上， 充分表明新增城镇用地经营管理的粗放。又据28个市、县城乡建设用地调查，原有和新征建设用地有6000平方公里。按1平方公里容纳1万人计算，这些土地可容纳6000万人，相当于当地现有人口的3倍。这几年来，小城镇建设用地也令人担忧， 据有关资料披露，有一个省竟一次批准100个小城镇建设试点， 划给启动用地3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