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90年代国际金融领域发生的几起重大事件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风险防范问题已成为各国监管当局关注的焦点。尽管我国受国际金融风波的影响不大，但是，在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我国金融业潜伏的巨大风险不容忽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风险具有更大的特殊性和隐蔽性。可以说，我国的金融风险主要不是市场风险，而是一种转轨时期特有的制度性风险。如果简单用对付市场风险的办法来化解制度性风险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必须紧紧抓住“制度性”风险的生成因素，通过深化改革，在金融制度创新的同时，进行整个经济体制和企业组织体制的制度创新。不搞制度创新，简单的去搞技术操作，其结果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制度不改变，金融风险就防不胜防。因此，金融制度和企业制度创新是化解我国金融风险的必然选择。 一、我国金融市场制度性风险的成因 中国转轨时期的金融风险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风险相比，具有不同的形成机制和外化形式。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风险是一种市场风险，包括信用风险、资本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购买力风险（通货风险）、经营风险、外汇风险和政策风险等。银行出于生存压力，为了应付不断加剧的市场竞争，不得不投向高风险业务，卷入各种风险资产的交易之中。近几年国际金融领域爆发的几起大案，包括巴林、大和和里昂信贷银行丑闻等，均源于银行过多地追求效益和竞争地位，疏于市场风险管理。市场风险发生的外化结果是金融挤兑，引发支付危机，致使金融机构倒闭，进而发生兼并、收购的产权重组，加速金融资本的集中。我国现阶段的金融风险主要不是市场风险，而是一种制度性风险，企业组织制度、财产关系与市场经济发展不协调不适应，金融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缺乏有效合理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资金供给制依然没有彻底打破。其直接结果导致了我国的金融风险不仅存在着市场经济国家所具有的市场风险，而且更主要的是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特有的制度性风险。这种“制度性”风险的外化，主要不表现为全面性的支付危机，而是集中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积累。具体而言，造成我国金融市场制度性风险的生成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转轨中的社会经济体制尚未走出计划经济体制的阴影。 目前中国正处于新旧两种体制相互交错的状态。一方面，旧的计划体制依然发挥着作用，甚至阻碍着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另一方面，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脱胎于旧的计划体制，尚不能有效地规范和调节自身的运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尚处于起步阶段，任重而道远。 在传统体制下，银行属于政府行政机关，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银行与企业在表面上体现着资金供求关系，实质上隐含着一种行政关系，这种关系的维系不是靠彼此自身利益的追求，而是靠政府的计划。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演变成了政府的一种恩赐，企业向银行的借款过程演变成了一种求的过程。在这种体制框架下，政府不仅直接干预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也直接或间接干预国家银行的经营活动，但政府的这种干预往往是在不承担具体经济责任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各级政府的行政干预下，银行往往被迫把政府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甚至不惜于牺牲自身利益来换取政府利益的实现。银行的经营活动难以按信贷资金运动规律和价格规律由市场来决定，致使资金配置效率低下，结构劣化。即使一些项目或企业经济效益不好，在资金需求上是无底洞，但迫于政府的行政压力，银行不得不发放安定团结贷款。企业在关键时刻能否从银行取得贷款，更多的取决于能否得到政府的支持，与此同时，银行又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维持其垄断地位。政府和企业职能错位，导致企业行为行政化，经济问题政治化。其直接结果是银行承接了本应由企业承担的风险。因而，我国目前的金融风险是传统体制造成的，是国有经济模式长期运行的结果。 （二）现行的国有产权制度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国有产权的多层次代理造成了产权责任不明，监督机制不力。这无疑是造成中国特殊金融风险的主要原因。国有企业名义上属于国家所有或全民所有，实际上属政府各部门、行业、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所有，但他们之间的权、责、利是混淆不清的，实质上是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产权“虚置”，无人真正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负责。国有企业名义上具有法人地位，实际上没有法人所必须具备的独立的财产权，从而难以建立起有效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由于缺乏明确的产权界定，下放给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往往脱离了实质所有者的控制。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传统的国有企业行为模式属于科尔奈分析的“父爱主义”条件下预算约束软化后数量扩张冲动型的。预算约束软化可以导致企业行为超越财务上的限定边界产生外部性。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虽然提供了硬化预算约束的环境，但是企业组织制度和行为倾向的变化使企业开始追求内部控制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内部人控制利益的最大化，可以通过谋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得到，也可以通过侵蚀利润或他人利益得到，其结果表现出“侵权式外部性”。企业外部性的本源来自产权制度结构的约束软化，即产权实现形式下的责权利的现实定位对企业行为边界约束的软化。导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都是软约束的，致使银行信贷资产安全无法保障。一些企业正是通过占用银行贷款，增加企业债务率来谋取职工福利，以解决职工的住房、医疗、离退休统筹等一系列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