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起，中国实行了市场机制改革，这一改革对收入不平等现象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就是通过对中国天津1978—1993年之间收入差距及分层结构的变化的调查而写就的。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在改革前，因为普遍生活水平较低，收入差距并不明显。但在近五年中，工资及其它收入有了明显的增长，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尽管这一“不平等”现象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但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乃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所设计的改革的主要目标。观察家们认为，国家直接干预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Djilas认为：苏联模式的国家在创造出一种官僚精英阶级，他们剥削民众甚于服务于民众。Szelenyi把这种阶级的行为概括为“再分配”经济。在这种经济中，精英阶级成员以国家的名义占有资源。所生产的产品并不直接分配给生产者，而是根据个人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来分配。 市场机制改革对分层体系的影响有两个方面：（1 ）基于旧体制系统的政治资本，能继续产生利益。（2 ）市场机制所产生的新体制下收入不平等会有新的表现形式。 观点之一：市场机制最有可能产生出越来越加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应与诸如人力资源和企业家活动之类的因素联系起来。Nee 的“市场转型”模式认为，在再分配体系中，基于权力的不平等将被作为一种“权力由再分配向直接生产者的转化”的后果而逐渐减小。 Parish认为，在中国改革初期，农村改革缩小了城乡收入的差异，导致了社会分层的瓦解。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庭承包责任制促使农村家庭收入增加及不平等现象的初步缓解。 Szelenyi,Manchin和Nee都认为若存在收入不平等的初步缓解， 也应归因于随着市场机制改革而加剧的不平等。在中国农村，改革前几年收入差距缩小，而后来又扩大。伴随这种不平等而来的却是生活水平的改善。同时，由于中国的地区差异性，收入差别在工业发达的省份比其它省份更为显著。 观点之二：政治地位本身在市场转型中提供了持续性的利益。Rona—Tas提出“权力转换”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市场转型和定位中， 尽管政治地位已失去其绝对优势，但它在市场领域中还是很重要的。 观点之三：以政治为基础的特权已永久地、深深地融入经济情况之中。Nee的“权力转换”假设认为，在中国不完全改革的情况下， 市场行为加强了干部利用其地位上的权力对资源进行再分配的趋势。 简而言之，学者们对以下问题持有分歧：是否市场改革破坏了干部利益的基础；是否干部特权的持续性反映了其技术能力；是否“改革”社会主义赋予的某些方面给了干部更多的特权；以及特权是“不完全改革”的一个暂时特性，还是新体制的一个持久特征呢？ 再分配和市场改革的共存 中国政治统治的两个中心机构：共产党和工作单位。在改革时期对都市分层体系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避免了采取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模式，而采用一种“渐变式”的方法。从而带来了逐步的变化。 一项从天津的调查显示，与改革过程相一致的是1976—1986年，月工资增长了91%，而收入差距缩小了30%。在这一时期的国营和集体企业中，只有低收入的工人才能增加到工资，经济情况较好的单位的工人则加不到工资。而且工会中的奖金分配则受平均主义支配。这种使大多数人得益的制度成为1985年工资改革的基础，这次改革减小了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之间工资的差异。 国有和集体企业工人工资的这些变化并不是以市场标准来分配工资这一改革的结果。政府为避免让那些与政府机构密切相关的效益不好的企业受到改革的消极影响，制定了“调节税”，对效益好的企业征税很重，以使收入分配更为公平。同时，政府也对企业用作增加工资和奖金的收益进行控制。 显而易见，收入分配在改革时代不仅仅是一种市场现象。国家的干预可能导致再分配政策的削弱，但这一转变过程可以是逐步的、非线性的；或者，国家可以使其突然转变。 到1991年，政府的直接干预在许多经济领域已消除或减弱。到1993年，在所有大城市都已开放股市，银行贷款已代替政府投资成为工业投资的主要来源。政府减少了对物价的控制。在劳动力市场，政府不再对工作分配负责，并允许个人依据其自身意愿找工作和跳槽。因此，1990年后，中国朝市场机制的转轨有了关键的变化，这对收入分配有何影响呢？ 市场机制改革中孰得孰失 对于改革时代中国农村的孰得孰失问题。Nee 对其已做过系统分析。他的发现为城市研究提供了假设的依据。 假设1：再分配权力重要性的衰退。市场改革越深化， 对党员和干部所能带来的收益就越少。但权力持续假设认为这一现象对收益并无影响。 假设2：政治资本的转换。Nee和Rona—Tas 认为党员和干部在私营经济中具有特殊优势，党员与市场行为之间存在互动联系，也就是说党员参与市场行为将得到高收益。 假设3：市场行为的回报。排除其他因素而言， 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个人比未参与的个人收入要高。这导致90年代初许多官员、专业人员、企业工人纷纷下海，追求高收入。 假设4：人力资本的价值。市场改革越深入， 人力资本的价值越大，对参与市场行为的个人来说就越重要。（1）在改革初期， 都市中私营企业的高收入工作并不需要高学历就可完成。在改革后期，教育对市场部门的影响比国营企业的影响更大。（2 ）以工龄作为衡量尺度的工作经验显示了人力资本的价值，但工作经验对收入的影响与我们假设并不一致。90年代，由于管理者可以自行决定工资，所以级别工资失去其重要性，工龄的价值也减弱了。（3 ）市场改革建立了一种新型的人力资本形式，这种新型工人的工作具有高度“市场关联度”，这种工人在市场改革中，得到了交易买卖的技巧和高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