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资产收入? 记者: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只允许劳动收入,反对资产收入,认为资产收入就是剥削。现在,我国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允许个人生产性资产的存在和发展。这样,自然就会相应产生资产收入。于是,在我国的整个分配格局中,就不只是有按劳分配,还有按资分配。如何看待资产收入,也就成为我们政府说的个人资产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钟朋荣:应该说,资产收入问题是个人资产问题的核心。过去我们强调“一大一公”,说到底就是不让个人有生产资料,从而不让个人凭借生产资料获取收入——即资产收入,以此来保证人们所得到的收入都是劳动收入,保证纯而又纯的按劳分配。 现在看来,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资产收入是一种空想。因为,消灭资产收入的前提有两个:第一个前提,个人没有生产资料,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第二个前提,人们的收入水平都很低,全部收入都用于当期消费,没有剩余。 我们改革开放以前倒是同时具备这两个前提。那时,不仅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共同所有制,人们的收入水平也确实很低,人们在当期消费之外的剩余几乎没有。到1978年末,我国个人存款总共只有210 亿元,人均只有20多元存款。这20多元存款实际上不是消费剩余,而是当期的消费准备金,或消费周转金。 改革开放以后,一个重要变化是人们的收入大幅提高,个人的消费剩余也迅速增加,从而导致存款大量增加。1997年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46280 亿元,按10%的年利率计算,一年的利息收入为4628亿元,人均374.35元。而199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6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90元,城乡年均人收入为3008元。这就是说, 仅利息一项, 城乡居民资产收入就占全部收入的12%,如果加上国债利息收入,股票利息收入和各种社会集资的利息收入,资产收入恐怕要占到20%以上。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当期收入用于当期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少,用于积蓄的部分越来越多。由于储蓄存款支付利息,则资产收入随着个人积蓄的增加而上升。即使生产资料百分之百都是公有制,人们仅因收入增加和积蓄增加,也会有巨额的资产收入。现在我国居民存款只有4万多亿,如果增加到10万亿、100万亿,可以想象那时的资产收入在个人收入中的比重又有多高呢? 所以,只要有个人储蓄存款,只要储蓄存款支付利息,即使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并不能消灭个人的资产收入,人们的收入百分之百是劳动所得的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是关于资产收入问题需要明确的第一个观点。 另一个重要观点是,资产收入的增加,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人们当期的收入只能维持当期的消费,没有剩余。超过劳动年龄以后(比如18岁以后),你要再活40年,你就必须再干40年;你要再活60年,你就必须再干60年。即你活到80岁,就必须干到80岁,否则没人能养活你。我国许多农村就是这种情况。这说明什么?说明生产力太低,60年的个人消费品必须实实在在地劳动60年才能创造出来。相反,如果劳动生产力很高,每年的收入水平也很高,在青壮年时拼命地干上十年八年,就可积蓄十万八万的个人财产,后半辈子不干也可以生存,即可以凭资产收入而不是劳动收入就可以活得很好。于是,人们就可以前半辈子吃劳动收入,中半辈子既吃劳动收入又吃财产收入,后半辈子吃财产收入。 当然,由于财富的分配不均,有的人个人财产较多,财产收入也比较多,在全部个人收入中,财产收入所占的比重比较大;有的人个人财产比较少,财产收入也比较少。在全部个人收入中财产收入所占的比重也比较低。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财产收入多并不等于个人消费的就多。正像劳动收入所得与劳动收入消费不是一个概念一样,财产收入所得与财产收入消费也不是一个概念。有的人财产收入多但消费的并不多,甚至完全没有消费,将财产收入并入了原有财产之中,使财产不断增加。如前所述,许多人的这种财产最终成了公用财产。相反,有的人财产收入并不多,但财产收入全部用于了消费,甚至自己根本就不劳动,个人收入完全依赖于财产收入,成为单纯的食利者。这种人财产收入虽比许多富翁少,但他们用于消费的财产收入反而比许多富翁多。还有的人劳动收入与别人一样多,别人积累了许多个人财产并有了不少的财产收入,但他没有财产,也没有财产收入,为什么?因为他的劳动收入在当期全部花掉了。 所以,没有个人资产从而没有资产收入也不一定都值得提倡;个人资产多从而资产收入多的人,并不一定都是食利者。 如何解决好有产者的“国民待遇”问题? 记者:前些年,我们为了吸引外资,给外商许多优惠政策,如土地低价转让的政策、税收减免政策、享受进出口权的政策,许多产业逐步降低门槛和敞开大门的政策。相反,我们对自己的民营企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事实上是采取歧视的政策,这种歧视政策直到现在还在许多方面继续存在。近两年,考虑到外商的优惠政策太多,使中国的企业处于不平等竞争的地位,因而提出对外商要实行“国民待遇”。反过来,我们对中国的民营企业不但没有优惠,反而实行某些歧视政策,对中国的民营企业,或说中国的有产者是否应该实行“国民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