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视角，审视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与农民，就会发现，农民问题的基本走势对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评价社会政治稳定状况显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一则在于政治稳定不同于经济状况及其变化，能够以较为准确的数据加以测量；二则在于研究政治稳定，实际是通过分析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和状况来反映实现政治稳定的目标；三则在于政治稳定在稳定系统中居核心和关键地位。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的因素异常复杂，其中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就是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影响源之一。农民的经济、社会地位和人心稳定状态及农村政治、政权、政策和政局状况，都直接影响着社会政治稳定。因此，评价农民在政治稳定中的作用，必须将农民置于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和农村社会发生巨大历史变迁的背景下来考察。 （一） 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农村社会也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农民作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对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推进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缔造了农村的政治稳定，在保持整个国家政治稳定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作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劳动者，农民为我国工业化的启动和经济体制转型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确保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稳定健康地发展。就五六十年代的国内情况而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国家只能通过农业积累，来支撑工业的发展。1952～1978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抽取了7000多亿元资金，使我国的工业进入了较快的发展状态，形成了较稳定健全的工农业生产体系，有效地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发展。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国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使我国工业发展进入了第二次发展阶段。这次工业的发展不但需要农业提供物质基础，还需要农村提供雄厚的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在这方面，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农业的发展已成功地为现代工业文明和新旧体制转型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秩序地发展。 其次，作为我国改革的先行者，农民以其伟大的创举，探索出实现现代化的新途径，有效地推动了社会发展，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民用自己的大胆实践，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的一个直接结果是，通过农村经济的增长，使农民的社会福利和温饱问题得以不断解决，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的政治稳定。可以说，1978年以来，农村得以在体制的重大转变和发展中难以避免的不稳定因素迅速增多的情况下实现政治稳定，相当程度上得利于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农民用发展乡镇企业的实践冲击了城市现代化工业与农村落后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大大缓解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这对于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稳定城乡关系，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农村改革作为农民的“第二次革命”，极大地活跃了社会生活。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农村经济，特别是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农村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也缓解了长期积累并依靠强力控制的社会矛盾。农村的社会稳定对于政治稳定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第三，农民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政治力量，保证了我国的政治体系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我国的农民是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主要受益者，他们是党强大的力量依托点。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大都带来的一个严重政治后果是，它造成了乡村和城市间的差距。这种现象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难以梳理的“二律背反现象”。它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政治不稳定的爆发源，成为国家结构性变迁和政治制度变革整合的主要障碍。我国广大农民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成功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巨大进步，在社会福利、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发生了巨大进步，使城乡间的差距在现代化的急剧进程中逐渐缩小，形成了工农之间新的经济政治平衡体系。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现象，也是我国政治体系和政治秩序能够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 上述情形表明，现阶段，我国农民不仅在现代化进程中得到长足进步，而且在发展中维护并达到了政治稳定。这种动态发展式的稳定既根本不同于我国古代的有稳定无发展，也不同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有发展无稳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8亿多农村人口的大国来说， 能够在历史大变革中实现政治稳定是非常了不起的。对这一成就及其意义无论怎么估价，都不过分。 （二） 在高度肯定我国农村政治稳定的良好状况时，也应客观地看到现阶段的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政治不稳定因素。 第一，长期以来，传统体制下过分倾斜的产业政策造成了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给我国农村的发展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后遗症。这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经济状况，加深了工农间的对立。从理论上讲，有重点地发展城市经济的“城市产业倾斜”战略，可在短期内造成城市的繁荣。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明，这种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的工业繁荣，实质上只是“泡沫”繁荣现象，其最终的结果必然导致农村的进一步落后、城乡的进一步对立和社会的不稳定。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也是某种程度的城市倾斜战略。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通过不断强化计划经济，由政府集中有限的资金有意识地发展城市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同时，在农村实行“以粮为纲”，限制多种经营和非农产业发展，从而造成了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衡。历史地看，这种城市倾斜政策，不仅不利于农村现代化进程，而且造成了社会内部工农间、城乡间较大的经济不平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是同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中的一个越来越小的份额联系在一起。8 亿农民基本上被排斥在直接的工业化过程和现代文明生活之外。这不仅使我国农民的生活福利长期得不到应有改善，而且使农村的愚昧、落后状态形成恶性循环。与此同时，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进步，农民负担加重，收入增加缓慢，工农间的差距愈来愈大。农民的不断扩大收入的期望与满足的有限性发生矛盾，农民的不满情绪增加，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一直突出，并直接影响农村乃至国家的政治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