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经济改革，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它既包括一系列正式制度的改造与更新，也包括非正式制度的扬弃与重建，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当然是正式制度安排，同时，非正式制度安排也起着重要作用。本文试图运用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我国现实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对整个改革过程的影响和作用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一般规定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它包括正式制度安排（也称正式约束或正式规则）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也称非正式约束或非正式规则）。正式制度安排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出来并通过国家等组织正式确立的成文规则，包括宪法、成文法、正式合约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则是指在人们长期的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一系列约束，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中，意识形态居于核心地位，因为它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包容价值信念、伦理道德等其他非正式制度因素，而且还可以构成某种正式制度的先验模式。 相对于正式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安排具有自发性，非强制性，广泛性和持续性的特点。所谓自发性，是指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相当部分是由文化遗传和生活习惯累积而成的，并非理性设计安排，人们遵循某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常常是出于习惯而非理性的计算。非强制性是指它不像正式制度那样必须遵守，并有一套强制性的实施机制，而主要是靠主体内在的自觉或良心来维持的。广泛性是指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调节人们行为的大部分空间，其作用范围远远超过正式制度安排。持续性是指一种非正式制度一旦形成就将长期延续下去；其变迁是渐进缓慢的，在变迁中先前非正式制度的许多因素也将在新规则中遗传下来。 非正式制度安排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从历史上看，在正式制度产生之前，人们之间的关系就是靠非正式制度安排来约束的。即使在现代社会，正式约束也只占整个社会约束的小部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还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非正式制度既可以是正式制度形成的基础，一些成文法就是在风俗习惯基础上形成的，一定的意识形态可以成为正式制度安排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基础。一定的正式制度安排只有与相应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适调起来时，才能有效地得到实施，减少摩擦，达到制度均衡，实现其预期效益。 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 ）它是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信息费用的工具，即人们通过在实践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和习惯准则，达成一种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确定关系，因而大大简约了人们认知和选择的过程，节约了信息费用。同时，它所包含的与公正相关的道德评价，有助于缩减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节约交易费用。 （2）成功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能有效地遏制“搭便车”， 损人利己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本性和组织对人的行为计量和约束的困难，必然造成人们“搭便车”，即不付成本去获取收益的倾向，产生偷懒、欺骗、偷盗等机会主义行为。克服这些行为固然要靠正式制度来制约，但是正式制度不论在质上和量上都存在着许多无法达到的空间，这些空间只能靠主体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来自觉维持。 （3）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减少正式制度强制执行和实施的成本。 正如诺思所说，意识形态是减少其他制度安排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一定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提高了人们遵循正式制度安排的自觉性，从而大大地减少了实施时的摩擦与冲突，及其监管费用。 （4）意识形态、道德观念也是一种人力资本， 当人们认同于某种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时，将形成一种巨大的行为激励，提高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益。 （5）非正式制度的自发性、 持续性等特点也使得它往往成为阻碍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因素，它延长制度变迁的时滞，强化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同时，不适当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也将干扰正式制度功能的发挥，扰乱社会运行的秩序，从而加大社会运行的操作成本，降低制度绩效。 总之，非正式制度安排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双重的，当它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相适应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强化激励机制，提高经济绩效，而当它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不一致时，它可以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阻碍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 二、非正式制度安排与中国经济改革方式的选择 从八十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采取的是一种渐进或稳健的方式。它不是一步到位的破旧立新，而是先在旧制度的边缘衍生出一些新的制度安排，通过新制度的不断发展来渐次消减旧制度的空间，促成旧体制的变迁，然后达到整个经济制度的创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却保持政治体制的相对稳定，以便为经济改革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保持一种对改革进行有力调控的政府力量。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选择渐进式改革方式，是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后形成的一种公共选择。同时，中国改革的时机和条件也为渐进式改革提供了可能，即开始改革时，社会矛盾尚未激化，政府还有较高的权威，因而使得改革有缓合的余地，能较从容地推进。我认为这些分析是有道理的，它揭示了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的利益根源和社会条件，但不够全面。它对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因素对改革方式选择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和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