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我们要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仅靠农业自身的努力不行，靠在现有的基础上对农业政策进行修修补补也不行，必须从宏观层面上去研究发展农业中的一些问题，积极寻找从宏观上解决农业问题的新思路。 应当看到，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使这块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 但在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中，我们还面临着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如：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薄弱、抗灾能力不强；农业生产要素弱化；人口剧增与资源减少形成的双重压力。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解决这些问题。 （一）必须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 我国人多耕地少，12亿人口9亿在农村，而且有2.3亿农村剩余劳力，资本仍然比较稀缺，要彻底解决农业问题，应该深化改革，彻底改变曾经推行多年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选择和实施资源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我国全面实施资源比较优势战略将对农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是按资源比较原则确立产业，各地必然争相开发利用成本低、利润高的优势资源。在人少耕地多的地区，土地和劳动力等机会成本较低，技术和资本积累较少，必然会从盲目争上工业项目转向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等农产品生产。粮食等农产品多了，就能弥补人多耕地少的地区劣势。这种比较优势带来的利益趋动，不仅可以使政府放弃目前对粮食等农产品的补贴，增加财力，而且还有可能生产出一批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农产品，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在人多耕地少的地区，将会更加珍惜高价值的耕地，依靠科技，提高单产，增加复种面积，形成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同时，兴办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逐步积累资金，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而在沿海地区，拥有354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就会将生产要素转向开发海水养殖、海洋捕捞、海水制盐和海洋生物工程、海洋化工、海水淡化、海洋油气等产业。对于占国土总面积66.4%的山地丘陵地区，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将会发展经济作物和林木产业，特别是南方的亚热带山丘，自然条件好，可以形成巨大的经济林基地和用材林基地。我国北方现有50多亿亩草原，其中至少有30多亿亩宜开发利用。如果按1亿亩草原可产150亿公斤饲料测算，可形成规模相当可观的畜牧产业。 二是按资源比较优势的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国家就应当取消对已经失去比较优势或毫无优势的产业和企业的各种保护政策，并让其破产而转向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全国现在拥有140个汽车厂但每年只生产140万辆汽车，176条彩电生产线年产能力只有2000万台，卷烟、冰箱、 空调等生产能力50%以上闲置。但是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一些领导人的头脑中，许多毫无资源比较优势的省市区却还在拼命地争上汽车厂、电视机厂，连烟叶都生产不出来的地区都在办卷烟厂。这种建立在挤压农业基础上的巨大浪费，应该说是最大的犯罪！如果真正能够按资源比较优势变化的原则调整产业结构，这些产业中至少有50%的企业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应该尽快转向农用工业或农产品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的比较优势产业。只有彻底转变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观念，中国的农业才能真正从受挤压的地位提高到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上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二）必须在工业化进程中始终贯彻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指导思想 早在1993年10月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就指出：我们要“总结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更加牢固地确立农业是基础的指导思想。”这是江泽民同志针对我国农业问题向全党提出的要求，也是党和国家在宏观上领导和发展经济的一贯的指导思想。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在具体政策上忽视农业偏重工业，在具体工作上忽冷忽热，经济形势困难时，农业能放在首位——“全党抓农业”；经济形势好转时，农业就失去地位——“10亿人民8亿商”。 可以说，我国的农业问题就产生于贯彻这个宏观指导思想不够一贯。 我国经过40多年的经济建设和将近20多年的改革，工业化程度得到迅速提高，但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占生产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还在50%以上，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占整个轻工业产值的比重仍在60%以上，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出口额比重在40%以上，农村商品零售额占全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在50%左右，财政收入的大部分也来自农业（云南财政的75—80%来自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这说明，经济越发展，社会对农业的需求越大；工业化程度越高，对农业的依赖性越强。因此“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8页） 我国是第五个五年计划结束后宣布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但是并没有及时调整和停止挤压农业积累的政策，反而将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投入份额的比重从“一五”至“五五”期间的年均10.5%，降到“七五”期间的年均1.9%。“八五”期间虽然进行了调整， 但也只是年均2.2%。这种加大挤压农业积累力度，扩大工业规模的结果， 使得农业受到削弱，工业效益严重下降。1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所增加的年产值，“六五”期间是3.2亿元，“七五”期间是1.9亿元，“八五”期间也只恢复到2.6亿元。这个教训说明，在工业化进程的各个阶段， 如果不根据阶段性特点，及时调整宏观政策，一味地对农业实行抽取，不仅会造成农业萎缩，而且会破坏工业的支撑体系，阻碍工业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