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教材，确实需要进行较大的改革，需要提高其研究的相对独立性、稳定性和科学性。在目前改革开放大潮澎湃涌进，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各种经济学思潮与流派纷至沓来，对我国经济学的发展与改革的看法异人异声、各有己见的情况下，坚持双百方针，对经济学的改革与发展进一步进行摆事实讲道理的探讨和研究，是必要的，有益的。 经济学的改革与发展，要摆脱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束缚。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精神的。马克思在开始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就反对教条主义，他说：“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这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提出的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命题。作为这一命题的回应，部分学者提出了“建立中国经济学”或“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建议，并引发了一场正在进行的讨论。如果能做到认真的、严肃的、实事求是的和深入的讨论，那末，对于推动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定位问题 中国经济学界所提出要建立的“中国经济学”，是属何种意义、何种层次、何种范围的经济学？这是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之前，应当首先明确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个概念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它直接涉及到如何建立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然而，“中国经济学”是一个内涵不确定、可以有各自不同理解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为中国学派的经济学。因此，本文不愿简单套用这一概念。 从现有的文献和讨论中所反映的观点看，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定位大致有以下三种看法： 第一种，认为中国经济学应是扎根本土，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要对象，从总结中国经验出发，吸收现有经济科学成果，形成一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反映中国经济实践的“中国经济学”。 第二种，认为中国经济学是指形成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这一观点认为，在讨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上，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另起炉灶，另建一座“中国经济学大厦”；二是与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一起共建一座大厦。认为后一种选择是属于更为经济、更利于交流的选择，而且认为，由西方人已经构建起来的这座大厦本来就含有中国文化的血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秩序精髓）。这个共同大厦由于其主流地域缺乏应有的现实材料和丰富养分的支撑，已经走进了片面追求形式化、模型化的死胡同。所幸的是，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历了并且还在进行着一场伟大的制度变迁，这一背景不仅为探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奥秘的经济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而且，因为中国经济学家有身临其境、近距离地体验和观察这一变迁过程的独特条件，为形成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无与伦比的天然条件。 第三种，是主张在评判过去的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这实质上是指要编撰一本有别于既有的教科书，具有内在理论逻辑、体系完整、能够充分解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并能得到学术界共同认可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关于什么是“中国经济学”问题，除以上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定位外，还存在着涉及其他方面内容的关于如何推动经济理论发展的讨论，例如关于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与本土化讨论、关于经济学不同范式的讨论等等。 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定位问题，尽管几种有关见解都有各自的道理，而且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但若仔细推敲和操作起来，会面临不少理论和实际问题。 第一种定位，是将“中国经济学”视作由中国经济学者为主体、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为对象的，能够充分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反映中国经济学界对本土经济研究成果的理论体系。显然在研究主体、研究对象以及适应范围等方面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国别性和本土性。因而，这种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实际上是“本土经济学”。当然，这方面的研究是必要的。事实上，这样的中国经济学探索在70年代后期已经启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束缚经济理论研究的各种思想禁锢的逐步破除，面对改革实践的迫切需要和改革过程提供的丰富实践材料，中国经济学界在近20年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是卓有成效和有目共睹的。中国经济学界在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认识框架和一系列脱离实际的教条性诊断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经济条件，面对改革进程的现实要求，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改革实践方案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例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总体框架、改革目标模式的研究，关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的研究，对所有制理论及所有制结构的研究，对产权理论和产权调整的研究，对企业理论及企业改革实践的研究，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研究，对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关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合理化的研究，等等。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而言，这些领域的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无疑是具有“革命性”和创新意义的。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于西方经济学的认识和态度也发生了重要转变，由先前的全盘否定转变为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也不排除有人照搬照套，甚至主张全盘西化）。不仅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经济学文献，推出了中国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不少著述，而且，相当部分学者已经开始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有关概念、方法和理论，解析和探讨中国经济问题。不仅如此，针对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路径和方式的特殊性，还吸引了一批外籍学者和我国归国学者对中国改革路径和改革方式进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