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电视剧的创作与生产已呈现出群雄蜂起的态势。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播出的黄金时间里，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由地方电视台拍摄的、有强烈地方特色的优秀电视剧，比如《校园先锋》、《黑脸》、《神禾源》、《半边楼》、《大雪小雪又一年》等。看过之后每每感叹：××省（市）也能拍出这么好的电视剧。但严格来说，这些电视剧体现了风格，但远没有形成一种流派。目前，中国电视剧可称为流派的只有三家，即北京、上海、广东。京沪粤电视剧成三足鼎立之势，的确令国人刮目相看。这里，我们试分别论述之。 A、粤派 从1994年起，广东的精神产品在全国影响最大的，当属长篇电视连续剧，下面这张成绩单颇能说明问题： 1994年，《情满珠江》（36集）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一等奖。 1995年，《农民的儿子》（16集）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二等奖。 1996年，《英雄无悔》（39集）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一等奖。 1997年，《和平年代》（23）集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一等奖。 这些充满了时代气息和南国风味的电视剧，都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的收视率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表明了广东电视剧的巨大魅力。有关研究表明，粤派电视剧的异军突起，表明了“广东人的当代精神——对英雄人物的呼唤，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对人的自我价值和奉献精神的认定。”（张木桂：《当代岭南文化特征的生动表现》，《南方电视学刊》1998年第2期， 第21页）电视是公众了解和透视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特点的最佳窗口，透过这一窗口，人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被专家称之为90年代中国文化的新格局——“广东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最强势的地域文化，当之无愧地与北京、上海鼎足而立，打破了城市文化双峰对峙的陈旧格局。”（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525页）广东文化被称为世纪末的新北代。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邓丽君等港台歌星的声音曾同各种走私品一道，由广东登陆开始了对中国内陆市场的大举入侵，“正宗粤菜”、“生猛海鲜”、“发发发”等粤味十足的字眼和声音遍及全国城乡，广东普通话更是电视小品、相声的常用话语之一……。于是，人们起初难免认为毗邻港澳台的广东文化也被沙漠化了，难以产生精品之作。但当《深圳人》、《商界》、《外来妹》等优秀电视连续剧，以其新颖的题材和鲜明的形象刮起强劲清新的南国都市风时，人们的思维定势开始动摇。而当《情满珠江》、《和平年代》等粤派电视连续剧完全征服了观众时，人们不禁感叹：珠江三角洲不仅出现了经济奇迹，而且还有文化的突起。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最先建立的4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 汕头、厦门，有3个在广东。广东人是明智的， 他们认准了电视这一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媒体，认准了电视剧这一行之有效的表现方式，花大力气去创作精品。功夫不负有心人。广东电视剧的一次次成功，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岭南文化的内涵，而且有助于人们从观念上改变对广东的种种偏见。 岭南文化不是电视的产物，但广东电视剧的魅力之源却体现了岭南文化的特征。岭南文化首先是一种通俗文化，无论是《情满珠江》还是《英雄无悔》，其中不少细节编造的痕迹是很明显的，但由于这些电视剧直接反映了广东改革开放的火热生活，让观众透过电视剧中的人物命运去品味急剧变化的社会，因而某些人为的痕迹并没有掩盖全剧的精华。无论是专家还是普通观众，都能从广东电视中看到对通俗文化的奋力提升，看到通俗文化的精致形态，这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岭南文化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它引领着当代中国正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新潮流转向，而广东电视剧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征和矛盾冲突，因而表现出浓厚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历史感。“回忆一下《商界》中对民营企业的描写，再来学习江总书记十五大的报告，其超前的观念不由你不感叹：《外来妹》中赵小云从一个农村到广东打工来的外来妹，到自强自立的企业家的成长过程，生动地显示着岭南文化中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鲜明特征。”（同上张木桂文，第22页）与京派、海派等电视剧相比，粤派电视剧显得大气磅礴，洋溢着英雄式的、史诗般的气度与力度。如果说，广东人对理想主义的追求集中体现在《英雄无悔》的主人公高天身上的话，那么，《和平年代》中的秦子雄，则是广东人寻找、呼唤和体现一种精神——能够照亮生命、支撑情感、燃烧智慧的英雄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 广东电视剧的成功实践让人们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政治与电视精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一问题的缘起首先是一种比较：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是最讲政治的地方，但北京拍的某些电视剧，甚至是一时被“炒”的沸沸扬扬的“大作”，却明显表现出淡化政治的倾向。像《京都纪事》、《海马歌舞厅》、《东边日出西边雨》等作品，它们获得的并不是普遍的喝彩，而是一片嘘声。相比之下，广东是离港澳台最近的地方，讲政治也许喊得并不响亮，然而其电视剧却分明坚持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看来，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电视精品与电视工作讲政治的关系入手，进一步弄清楚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广东电视剧的实践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