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红色恋人》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这部被导演叶大鹰称之为凝聚了他的“红色情结”，并请美国好莱坞职业编剧加盟，由香港明星张国荣饰中共地下党领导人的影片，在评论界和观众中都引起不同的反响，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是“革命者”的故事，还是“爱情至上”的演绎 叶大鹰说，他在拍《红樱桃》时，细致地了解，接触到许多革命前辈的家庭生活和私人感情。所以拍《红色恋人》，在表现共产党人时，换了个角度，将电影篇幅更多的给了情感。于是有了共产党人靳与秋秋奇特的爱情；有了靳不惜自己的生命，和国民党特务达成交换秋秋的行为。对这样的处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童道明认为，将残酷的革命斗争推向幕后，而侧重内心情感的渲染，使影片显得富有新意。影片追求的浪漫主义风格使它可以忽略生活的流程和细节的真实，而达到对情感的放大和张扬。秋秋“爱靳，就是爱革命”，本身就是一种浪漫主义。 而中国影评学会秘书长章柏青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靳作为地下党的高层领导人，没经过组织同意，主动提出交换，而国民党竟又给了他的爱人秋秋自由，这是不可信的。影评家邵牧君也提出，这个故事不是一个正常的爱情故事，更不是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如果是拍共产党员，首先要像一个共产党员，而事实上靳并不是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爱情至上”的人物。正如影片所说，靳的妻子去世后，他参加革命活动其实是对妻子的怀念，是对妻子的爱的一种折射。所以，他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如何评价好莱坞编剧的参与 《红色恋人》邀请了两位好莱坞编剧，对剧本加以润色，并且以美国医生佩恩的视角去看共产党人，让他与秋秋产生了一段难以割舍的恋情。对此，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认为，这是一种被好莱坞扭曲的红色情感，影片只不过被冠以“红色”，实质是“粉红色恋人”。黄式宪说，影片最大的弱点来自对人物性格的塑造。靳这个人物根本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国情，因此丧失了历史可信性。于敏也撰文认为，影片不仅看不出时代特色，还出现了一些违背史实的内容。比如“飞行集会”是1930年左右上海出现的一种革命活动方式，在36年早已不存在，没有经历过的人会以为这就是历史。再有故事发生在上海英租界，在国民党权力所不能及之地，根本就不会出现影片中国民党警察直接在租界抓人的事，不能凭空臆想。 评论家、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梅朵对影片的构思给予了热情称赞。他说，三、四十年代是一个充满浪漫精神的时代。因此，影片演述的感情故事，人物生命进发的火花，也就不是一种外在的浪漫色彩渲染的结果，而是那个时代本身所拥有的浪漫精神的体现。这里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充满激情的理想追求者。靳虽然已经身负重伤，还在尽力拚搏，想到只是自我牺牲，而总把希望留给他人。秋秋，则是一个年轻的革命追随者，她的心地更是一片明朗，除了献身，别无他想。我们从他们身上真正感受到了那个年代的革命者的纯洁无私，崇高伟岸。影片由一个外国医生的回叙开始，它使整个影片的内涵有了广泛的延伸，表明对人类理想的追求，必然会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认同。 张国荣演得像不像共产党人 香港影星张国荣扮演中共地下党领导人靳。他是这样评论自己表演的：在香港时感觉没什么资料可以找，难度也比较大。到上海拍戏，是靠导演告诉我一些感觉，爱情是这个片子的重点，这不是一部政治片，而是一部剧情片，这才比较放松，进入状态。至于说香港人对于共产党员的理解，我很难说清楚。我想叶导演让我来演，也就是希望通过我来说明共产党员也是有血有肉的。 据此，邵牧君的看法是，正因为张国荣确切地说是为演爱情而来，而不是为演共产党员而来，基于对影片的这种读解，他认为《红色恋人》是一部具有很强娱乐性的言情片，而不是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在电视剧《潘汉年》中，扮演这位上海地下党领导人的著名演员王华英认为，《红色恋人》视点很新，拍得也很精致。但就他理解，像潘汉年这种成熟的中共地下党高级领导人绝不会提出拿自己去换爱人，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自我约束能力，更有党的组织原则。 另一种看法是，张国荣饰演的共产党人符合人物的个性和特征。章柏青认为：张国荣在影片中通过发病的特殊形式表现出靳对其死去前妻的刻骨铭心的爱恋，来传达主题内涵。印象最深的是靳牺牲时，随着他的中弹倒下，飞向天空的那根铁链的造型和从产房中传来的划破长空的婴儿啼哭声所包含的信息与意蕴，使影片真具有诗一般的艺术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