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代”主要导演中，张艺谋“出道”较晚，当张军钊、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以及黄建新都已拍出自己的代表性作品并名声远扬之后，作为导演的张艺谋才姗姗而来。 张艺谋显然是有备而来，在当上导演之前他曾在《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大阅兵》和《老井》等一系列重要作品中担任摄影。《黄土地》获得了当年金鸡奖最佳摄影奖以及法国南特电影节及美国夏威夷电影节的最佳摄影奖：在《老井》中客串主人公，居然也一炮而红，获东京电影节及中国金鸡、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奖。在当导演之前，他不但在中外影坛引起了广泛的注目，更对电影有自己独特而深切的理解。所以才会在《红高粱》一炮而红之后，虽有《代号“美洲豹”》这一不和谐的小插曲，仍继以《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以及《有话好好说》等一系列影片，维持着一种稳定的创作水准，且每有探索与创新，即成为一种显示实绩的旗帜。 可是对张艺谋电影的反应和评价，向来褒贬不一。不仅有见仁见智之异，更有见仇见亲之分。至于那些极端的非理性的指责和莫名其妙的情绪化的封杀，则只能劝之以宽容与理智。若泱泱之大国容不下一位艺术家的个性和风格，岂不让人汗颜？ 张艺谋电影标志着“第五代”电影探索的一个新的阶段。约而言之，张艺谋电影虽也有强烈的风格化倾向，却同时兼及电影的商业化效果，包括叙事的常规和功能的娱乐性；进而张艺谋电影在精神气质上仍然属于先锋电影一类，但在形式与技法上，却并不断然隔绝与电影传统的关系；他是将个人的创新与观众的默契结合起来，力图写表与写实的二层次和谐，从而形成一种热闹而又隽永的独特的艺术情境，使人感到回味深长。 看起来张艺谋善于“调和”，这或许正是他成熟的一种标志。若以为他没有艺术个性，那可就大错而特错了。 一 与外刚而内柔的陈凯歌不同，张艺谋的个性是外柔而内刚。这种性格，想来多年出于他坎坷的个人经历和特殊的家庭背景。由于父辈中有几人出身于国民党的黄埔军校，而且还有人去了台湾，在张艺谋出生之前，政权鼎革，他们家就成了异类，这种异类的身份自然只能存身于社会及时代主流的边缘。长久的边缘身份，使得他沉默寡言，而身世的孤独换来的往往是心的丰富。痛苦的熬炼，反倒使人筋骨峋嶙，精神傲岸。在考入电影学院时，他确实“不懂电影”，但长期的边缘和底层的生活，尤其是格外的曲折与坎坷，使他对社会与人生的课程有异样深刻的了解和理解。 作为一个电影导演，一个艺术家，不论张艺谋如何内向，如何蔫巴，或如何“老谋”，在其艺术创作中总会透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传达出他独有的精神信息。《红高梁》一出，几乎让所有熟悉张艺谋的人都大吃一惊：他有如此充沛的生命激情，有如此绚烂的青春火花，如此坚毅的人生勇气，如此大胆的叛逆性格！ 由此，我们才真的知道，有一个与寻常印象完全不同的张艺谋的存在，有一个艺术家的精神魂魄的存在。无论此前或此后，张艺谋都没有那种舍我其谁，兼济苍生的样子，没有口出宣言、喋喋不休，没有故作独异，莫测高深；只有“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哇，往前走！”只有红高梁、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一系列平实的话语、心态和真实非凡的电影艺术呈现，只有精心策划和创作的一幕幕青春的戏剧：青春的热情与狂放、压抑与郁闷、呻吟和呐喊、愤懑和悲哀，以及卑琐和萎顿、痛苦和麻木、绝望与荒诞。 至今为止，尚没有任何评论和研究张艺谋电影的著作，将张艺谋电影看成是独特形态的“青春电影”；更没有人将张艺谋电影与他本人的青春的压抑与忧思联系起来。似乎张艺谋电影只是几片五彩的浮云，无根无底；而其中的那些阴郁与忿恨，则只不过是艺术中的哭泣游戏。 这也难怪，青春电影或青春片，早已在不知不觉中类型化、概念化了。何能想到，红高梁生长繁茂的旷野也会有青春的故事，大染坊空阔阴郁的角落也会有青春的压抑？ 与通常的“第五代”导演的雄心大志及牢固理念不同，张艺谋电影虽也涉及历史、文化，但却没有空洞无物的阔论或繁杂冗闷的指教，而是始终抓住人、及人之根本——生命的激情及其生存状态——作戏剧性的演绎及电影化的表现。严格地说，历史背景及文化风俗只不过是张艺谋电影的一种包装形式，至多不过是一种环境因素或戏剧氛围，张艺谋电影的精神时空，其实一直是“现在时”。正因如此，它们才会指向普遍性的意义层，才会引起广泛的共鸣。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女演员巩俐，从她的处女作《红高梁》一炮而红起，就一直是张艺谋电影中的女角，可以说是张艺谋电影的“青春女神”。对此现象，最肤浅的解说，是张艺谋与巩俐的情感关系，稍深一点的解说，是从一般的意识形态层次与角度去理解张艺谋电影，由之可就“女性电影”的话题谈上一通，进而可追寻其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微言大义。 也有不少人注意到了，张艺谋电影中有不少性爱关系，尤其是非正常的性爱关系的描写。对此，普通的观众看了，以为这是导演引人入扣的艺术把戏，即从商业效应方面来考虑的，当然也有人觉得这些太过不成体统，以至于《菊豆》等影片一度遭禁。层次较深的观众，尤其是电影评论界人士，则更多地从“性关系／权力话语”的隐喻中去大作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