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相适应进入九十年代（尤其是1993年后）中国电影一方面要完善电影作为产业和商业的功能，把中国电影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另一方面，进行结构性调整，即从以主旋律电影为主的格局，转变为以娱乐片为主，包容主旋律和艺术影片的格局，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电影的转型。在这种多元发展的格局中，出现了主旋律电影、大众电影、艺术电影的分流与互渗情形。互渗在这里主要是两种情况：艺术电影与大众电影的互渗和主旋律电影与大众电影的互渗。90年代艺术电影相对远离了80年代艺术电影中的反抗锋芒和反思偏好，逐渐变的平和从容，适当注重内容的趣味性而不仅仅是思想和激情之深烈，影片叙事加强情节性及整体的平实感与完整感，也颇注意银幕视觉并日益使之精致化。总之，90年代艺术电影明显透露出与大众电影整合的痕迹。主旋律电影在其发展中更多地与大众文化话语、市民理想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与精英文化话语及其启蒙理想结合在一起。因为，毕竟政治权力话语与大众文化话语、市民话语没有或少有精神上的裂缝和鸿沟，所以它们都是作肯定性的表述而非否定性的表述。而作为精英文化话语，其内在本质必然是批判性的。这也就是政治权力话语很难与精英文化话语结合在一起，亲如一“家”的原因。 在这样日趋复杂的文化语境下生存的中国电影，其具体情形要比理论所阐释的更为复杂。令我们尤感欣慰的是，在喧嚣的九十年代中国影坛，我们又一次听到了来自乡村的声音，虽然不甚整齐，不很嘹亮，但却别有韵味，宛如出出秦腔小戏、塞外小曲般听得我们如醉如痴。 1、艺术电影中的乡村视域 在艺术电影与商业整合的趋势中，出现了一批以寓言式的方式表现中国民俗和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影片。这些以张艺谋、陈凯歌等为代表的吸收跨国资本，瞄准国际电影市场制作的影片，背离了在八十年代历史沉思宗旨，将曾对之进行文化思考的乡土中国进行精心包装，当作谋求国际商业性成功的基本策略。乡村及乡村人的现实生活和人生体验在这种“寓言式”的表达中失落了。令那些关切乡土电影的观众感到欣慰的是，《秋菊打官司》、《香魂女》、《二嫫》等显示了现实主义新素质的作品，给人们带来了艺术的启示和鼓舞。这些作品，以乡土中国之躁动为社会脉络和背景，将人物置于喜剧式尴尬或悲剧式矛盾的特定人生境遇中，从而赋予秋菊、香二嫂、二嫫等艺术形象以相当独特的人文神韵和深度，同时突破旧有的写实模式而创新，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艺术进取精神。 在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中，人们遭遇到一个“新”的张艺谋。因其陌生而惊异；因其熟识而欣悦。似在屡经失落的期待之后逢到的一点亮色。“秋菊打官司”就是这部影片的故事，它单纯而简洁，秋菊要的是一个“说法”，即传统社会的伦理判断与伦理裁决，它是宗法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在秋菊看来是非曲直有个“说法”乃天经地义。然而遗憾的是，在现代工业社会，“说法”是一种真正的缺失，人们不在乎有没有个说法。能给予“说法”的家法社会已经互解，秋菊寻找的是一个虚无的、业已消失的东西，而且她缘木求鱼地求助于现代司法机构。于是影片便有了一种幽默，这种幽默来自于两种文化话语之间的摩擦——在车水马龙、广告林立的现代都市，一个土得掉渣的农民媳妇要为自己争得一个“说法”。然而，笑声被呼啸而来的警笛声所打破，秋菊茫然若失。商品时代留给人们欢笑的时间并不是太多，它对伦理社会的摧残本身就是残酷的。当人们意识到现代社会只有司法裁决，而“说法”已趋沦亡的时候，那份悲凉、孤独的感受令人难以承受。 《秋菊打官司》这个简约的故事成为可供人们多重阅读的文本。它是一部渗透了九十年代文化精神的影片，讲述了一个生活在九十年代中国西北乡村的农村妇女的困惑。这种欲罢还休的困惑也是走向市场经济时代中国人的困惑。《秋菊》的轰动，不仅仅因为它的文化内涵，还因为它体现了张艺谋独有的风格：以最不真实的场景展示最为真实的心灵状态，反抗压力，越过生活常规（礼教），以走向极致为追求。在一次关于《秋菊打官司》的谈话中，张艺谋道出了自己一贯的创作准则：“逮着原作的基本精神往死里做”。（注：罗雪莹主持《写人·叙事·内涵》，关于《秋菊打官司》的讨论，载《当代电影》1992年第6期） 一反张艺谋以往电影以场景凝滞压抑和人物喷薄动荡为特色的电影风格，充溢《秋菊》全片的是类似程式化戏剧化的仪式形式和喜剧风格。秋菊的一次一次地卖总卖不完的红辣椒始终装点着她家的房屋（张艺谋事后反省道：辣椒还是多挂了点）；村长家挂着一串串硕大的玉米棒子；每当秋菊出门一唱三叹的秦腔“走—哇—”以及“桃花依旧笑春风”的唱词涌入我们的耳朵；还有挺着大肚子的秋菊，略显愚钝的小姑子……所有这些，构成的绝非仅是纪实的造型效果，而包含着张艺谋对乡村所做的另一种挥洒：在《秋菊》中编制了一个静中有动、愚钝中有执拗、貌似规则之下是无限谐谑的乡村轻喜剧。乡村文化有自己的内涵，就是喜剧性、戏剧性、简单性、人物性格的好坏二元对立，是恒久的、程式的，而且色彩绚丽。从这一点来讲，《秋菊》显然是得了乡村文化的精神——它没有涉及日常生活本身，就让观众欣赏了民间文化的趣味。《秋菊》显然不是阐释乡村，也不是沉醉于乡村的一部影片。从《秋菊》中寻找现实中的乡村显然是徒劳的，沉醉只存在于久违了乡村电影的观众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