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电视剧的发展来说,(注:本文所述的“中国电视剧”,仅及大陆部分。)从1978年到1989年的这12个年头,无疑有着颇为深远的意义:作为一个承前而又启后的历史单元,它不仅结束了中国电视剧制作的“停滞”和“空白”的局面,而且宣告了一个大发展时代的到来;而作为一个以艺术创造意识的自觉为总体特征的创作单元,它既区别于以“新闻艺术”为主导观念的早期实践,(注:关于中国早期电视剧的发展与评价,参见拙作《直播期中国电视剧的实践和观念》一文(载《当代电影》1994年第1期)。)又不同于进入90 年代以后的在日益明确的“产业化”观念指导下的多元发展格局(注:我个人认为,中国电视剧生产和创作中的“产业”意识,是在《渴望》(1990年)的刺激下渐趋明朗化的。《渴望》之后,中国电视剧在总体上越来越呈现出运作方式的工业化和商业化特性,同时也越来越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介于“过去”与“现在”、初级阶段和现阶段之间的必要之环;正是由于这样一个环节的出现和存在,中国电视剧创作和生产的历史链条才有可能得以接续。 但是,对历史现象的深入和细致的理性观照,往往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距离作为基本前提。因此,笔者无意也无力对1978年至1989年间的中国电视剧进行长篇大论的总结。以下的文字,实际上只是一种带有很大的感性成分的“描述”。 一、进入录制期 如果我们把为时还只有数十年的世界电视剧历史加以技术形态上的考察,十分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录制技术的普及,不仅为电视剧创作带来了数量上的突飞猛进,而且也为它带来了艺术上的巨大变化。 中国电视录制技术的引进,大约始于“文革”中期,亦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尽管当时进口的老式摄录设备依然显得较为笨重,但较之直播条件下的节目制作而言,其优越性自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令人惋惜的是,由于十年浩劫所造成的严酷的政治环境,电视剧创作人员的艺术创造力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更好的发挥。事实上,除了原北京电视台(注:直属于原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原北京电视台,创建于1958年(当年5月1日试播,9月2日正式开播);1978年5月1日起正式更名为中央电视台(英文缩写CCTV)。现北京电视台创建于1979年(当年5月18日开播)。)分别于1967年和1973年录制的《考场上的反修斗争》和《杏花塘边》等极为少量的剧目外,中国电视剧的艺术发展在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即便是上述两部作品,它们之所以还值得一提,并不是因为他们配合了“阶级斗争”的政治宣传,而仅仅是由于前者第一次采用了黑白录像设备和后者第一次采用了彩色录像设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部作品还只能算作是技术上的试验之作,而真正标志中国电视剧录制期的到来和相应的巨大艺术飞跃的,则是“新时期”伊始的富于创新精神的创作实践。 或许是因为仍然囿于电视台系统的新闻本位意识,在中国电视事业复苏后的最初的一年多光景里,电视剧的制作和生产并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但是,《洪湖赤卫队》等解禁影片和《巧入敌后》等友邦电视剧的播出,显然反映并刺激了观众的电视文娱欲望。终于,在对国产电视剧的期待中,新由北京电视台更名的中央电视台于1978年5月22 日播出了“文革”后第一部国产电视剧《三亲家》。这部由许欢子、蔡晓晴根据同名锡剧改编导演的电视剧,是以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广播艺术团的名义联合录制的。它发挥了录像技术的时空创造优势,借鉴电影的画面构成和蒙太奇方法,叙述了一个富于农村生活气息的移风易俗的故事。由于全部采用了实景拍摄,本片在环境造型上较为充分地体现了逼真性的特点,与此同时,场景的相对多变性和镜头处理的灵活性,也使得本片在美学形态上开始显现出了与演播室中直播的早期电视剧有所不同的特点。 毫无疑问,这种特点更加切近电视剧的审美本性。而在次年问世的《有这样一个青年》中,这种创作特点得到了进一步的有效实践。《有这样一个青年》根据张洁的著名小说改编,由中央电视台录制,蔡晓晴导演。它在播出后之所以获得了观众的几乎一致的赞誉性口碑,不仅仅是因为对十年动乱后的青年工人的精神风貌作了并不简单化的思考,同时也是因为在艺术上作出了令人注目的创新努力。由于第一次采用了便携式的摄录技术,此片的场面调度和镜头调度显得更加灵活多姿。大量移动摄影的运用,又使得其在画面形态上显得更加富于流动性和完整性。不仅如此,创作者还有意识地将这样一种动态的电视语言与揭示人物性格的动态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显示出中国电视剧在进入录制期后的初步成熟。 二、数量的意义 应该说,以《三亲家》和《有这样一个青年》这两部作品为标杆的1978年和1979年, 是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两个相当重要的年份。 就1978年而言,虽然限于人力和物力的不足,全国只生产了10部左右的电视剧(其中8部由中央电视台录制), 但它却标志着中国电视剧历史由此而走出了中断地带;而就1979年而言,其意义还在于地方电视台开始扮演起了电视剧生产的主力阵容的角色——197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19部国产电视剧中,大半是由上海、广东等地方电视台录制的,其中《神圣的使命》(广东台)、《玫瑰香奇案》(上海台)、《永不凋谢的红花》(上海台)等剧目,播出后获得了强烈的反响。 与生产主力的移换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1979年还发生了一件令电视台系统始料不及的事情——这就是文化部出于保护电影发行利益的考虑而决定从本年下半年起不再向电视部门提供新摄制的影片。这样,原先占电视台文艺类节目一半比例的电影节目,出现了片源的匮乏。这一突发事件,一方面把电视台推入了一个暂时的难堪境地,另一方面却也从积极方面刺激了国产电视剧的生产。同年8月, 中央广播事业局(后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部)专门召开了为期20天的首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号召各地电视台凡有条件者都应制作电视剧。这个决策尽管多少显得有点被动和无奈,但事实上却催促了中国电视剧大发展时代的到来。仅1980年一年,全国便有31家单位录制了131 部电视剧(其中103部被中央电视台选播),作品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约六、七倍!值得一提的是,为庆祝建国31周年,有关管理部门还在这一年的9 月27日至10月20日举办了一个“全国电视节目大联播”活动。在这个具有“集体登场”意味的活动中,中央电视台集中播出了47部由各地电视台选送的新作。这次活动以及所取得的反响,一方面显示了国产电视剧创作队伍的实力和潜力,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使国产电视剧真正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正是在电视剧的文化角色日趋“中心化”和观众对电视剧的需要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形下,不仅包括各级城市电视台在内的“正宗”电视部门纷纷成立了电视剧部,而且包括电影制片厂、剧团等在内的其它文化单位也先后组建起专门摄制电视剧的创作机构,从而为电视剧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后援力量。至此,中国电视剧的创作和生产迎来了一个势头颇旺的勃兴局面。到1989年为止,全国电视剧的年产量已达2000集左右。毫无疑问,创作和生产中的这样一种勃兴局面的形成,对于每年平均增加6100万人数的电视观众来说(以1978年的8000万为基数),也同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