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斌（《中国电影报》总编辑）：每次看紫禁城的新作心里都很激动，这次是第二次看《红色恋人》仍很受感动。在这里我们来研究它很有意义。 叶缨（该片导演）：在《红樱桃》的采访中，认识了许多老前辈及一些革命烈士后代，我们了解了许多革命者故事。由于是家里人讲，所以跟我们以前了解的角度不一样，包括一些个人情感上东西，很感人。当时就很想拍一部反映革命者浪漫情怀的影片。96年初，我们开始创作，一开始剧本中没有外国人，当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去交待地下党的工作，再就是成本问题，我们要考虑到市场，投资这么大，只在国内发行是不行的，所以后来想到用英语和引入一个外国人来，结果这一个改变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我们的真实是根据一个外国人的回忆来表现的，这样就把最具有表现性的东西留在了银幕上，再把一些具体的交待省略了。这个剧本准备了两年多，拍摄了50多天。 彭加瑾（《文艺报》副主编、著名评论家）：紫禁城在成立很短的时间内，不断出奇出新，出了不少佳作。这种探索、创新精神很可贵。《红色恋人》从视觉上来说有很多可取的宝贵的地方。新的视点和表现方式都很好，角度也很好，是一个陌生者来理解我们的革命。在声音上比一般的国产片都要好，包括音响语言的使用，也很大胆，在需要强调的地方音响也给了很大的冲击。 阎晓明（广电总局总编室副主任）：看完之后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部片子比较成功的把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结合在一起。使我们对历史题裁的影片有一种新的拍法。一代年轻人在看历史时候会加一些自己的想法，时代的体验。我们以前有些作品塑造的人物有些概念化、脸谱化，带有时代的烙印。这部影片从外国医生的角度来讲这个共产党人，他看的更多的是人格魅力，意志的魅力，而对共产党人政治上追求未必能理解，对今天的观众来说，这里没有直接表现靳的工作的，表现更多的是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如果把共产党人都写成不食人间烟火，这在艺术上站不住的。这部片子最大的成功是人物的成功。 于敏（电影理论家、剧作家）：我想艺术品本身是很难比较的，叶导走的路很正，这是当前电影界很难追求的。没有哗众取宠的东西，影片很动人，情绪很饱满。看片过程中我内心很激动。通过人物关系来讲故事，表达人的感情与思想活动，从真实角度来讲许多东西值得推敲，但是我在看片的时候，就忽略了这些，而被影片的人物所打动，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是永远探讨不完的，艺术魅力使我不去追求真实细节。总的来说影片很好，希望能够叫好、叫座。 张卫（影评家）：该片不论是故事情节、画面的颜色还是机位都十分欧化，叶导探索信仰，超脱了政治高度。中国文化是入世的文化，但今天我们把许多东西变得很粗俗。因此，青年缺乏了对理想的追求。这部浪漫的片子，确实让我们感动，我们今天的人也应该追求一种信仰。 梁光弟（全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很激动，用一句话概括这部影片就是融入历史情感的浪漫，是表现人的情感世界、人的魅力的。秋秋对靳的感情，有男女的感情，也有与理想信念结合起来的感情，这个给我的印象比靳更深。通过人性的东西来表现人物的信仰。讲一个好故事吸引人，正路与新路结合很好。 罗艺军（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我们的社会经历很多，为什么我们电影这么平淡？这部影片，在视听语言，导演的构思，镜头的衔接方面，总的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有些镜头确实给人诗意的感觉（比如靳被处决一场）。但总的来看我们的电影与国外电影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如果我们的电影要占领我们自己的市场，这些基本的功力，制作水准方面还是要进一步提高。不足的方面，是老上海“老”得不那么地道，革命者当时的生活，精神状态上某些东西把握得还不十分准确。 王人殷（《电影艺术》主编）：这是一部令人感动的，富有艺术魅力融入个人情感的影片。可以说是从一个现代青年，甚至可以说叶缨自己的视点去看历史和先辈，这一点非常独特，影片风格是诗意的，同时又是很粗俗和大众化的。故事本身具有传奇色彩。其实，爱情的三角关系在以往的经典影片中非常常见，但在本片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和突破。 章柏青（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影视研究所所长）：八十年代末至今，电影市场出现滑坡，电影产量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影导演逐渐探索着打破艺术片与商业片之间的一堵墙，有些导演在这个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比如张艺谋，他的有些影片我们已经很难说是商业片还是艺术片，我想这些探索可能能够改变“电影危机”，能够起到雅俗共赏的作用，叶大鹰导演就是在此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的导演，这部影片的情节与感情心理方面的描绘结合得相当好，真正达到了既有相当的艺术质量，又能吸引观众的初衷。 邹建文（《中国电影报》编辑部主任）：本片调动各种手段来表现导演心中的“红色情结”。九十年代的革命影片该如何去面对青年，面对观众，这部电影起了一个很好的开头。而且我也希望叶大鹰导演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更为风格化，更为成熟，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自己的风格。 李文斌：走正路，走新路是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应把握的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