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国北京的紫禁城，无论中外游客，脑海里准会出现清宫恢宏壮阔又神秘的宏大场面；然而从1997年开始，影坛也出现一座“紫禁城”，它就是地处故宫东墙外的紫禁城影业公司。它呱呱坠地就在中国影坛刮起了一股旋风。1997年，一部貌不惊人的《离开雷锋的日子》，居然成为票房黑马，叫好叫座还广受领导好评；1998年刚到，紫禁城又推出贺岁片《甲方乙方》，票房一路凯歌，光北京市场就直冲一千万票款收入，便可回收影片全部投资；接着是《背起爸爸上学》……更令人惊讶的是，紫禁城居然投资几千万拍摄《红色恋人》，把张国荣拉进了演员阵容……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电影市场普遍看淡，人人谈“影”色变的情况下取得的。紫禁城究竟靠的是什么镇山宝刀，在电影市场杀出一条血路来？为此笔者专门走访了“紫禁城”。 “请不要写些溢美之辞。”我在做采访时，紫禁城影业公司的负责人对我提出了这个唯一的要求。无论在刚刚过去的1997年紫禁城曾给中国电影市场带来多大的震动，无论在刚刚到来的1998年紫禁城还会有什么新举措，“我们的电影市场还远远没有达到稳定繁荣的良性循环，很多事情都需要踏踏实实地做，盲目乐观、骄傲自大带来的直接后果将是经济利益的巨大损失。”在采访中我发现，经常挂在紫禁城负责人嘴边的话是：“我们拍的电影还不多，……” 约见紫禁城影业公司总经理张和平是一件令我头疼又令我激动的事。张总经理太忙了，几次约时间都没成功；但“环游”“紫禁城”却未谋“王者”面，实在说不过去；还有一层，我本人正在电影学院学习导演专业，所以更想听听这位以经韬纬略驾驭了97电影市场的“同业前辈”的宝贵经验。 比照我从照片上得到的印象，坐在我面前的张总经理要瘦得多；虽然像所有掌握企业命运的领导人一样，他在工作中总是一副精神矍烁的面貌，可我还是能感觉到由于连续工作和巨大压力所带来的极度疲惫。我答应的采访时间是半个小时。 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是国内第一家国有股份制电影制片机构，它的成立与1996年3月在长沙召开的电影工作会议密切相关。 长沙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当时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的张和平受文化局党组的嘱托，带着要为北京市搞出一部“五个一”工程评奖影片和创办一个北京市自己的电影制片机构的双重使命参加了会议。会议之后，在市委宣传部领导的直接协调下，最后商定由广电局、文化局双方共同出资，组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紫禁城影业为什么被广泛地称为“新体制、新机制”？ 紫禁城影业公司是一家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它有四个股东单位，分别是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剧艺术中心、北京电影公司和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公司现有人员从总经理到部门主管工作人员仅仅十几人，大家都是从以上这四个单位抽调过来，其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紫禁城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管理，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和全员劳动合同制，没有铁饭碗，不搞终身制，不胜任者随时解聘。用最小、最精良的管理核心去吸纳、辐射管理层外的分子阵营。“一百年以后，紫禁城将没有离退休干部！”张总经理很坚决地说，“现在很多单位都在尽力打破铁饭碗，我们这样的新型企业更不能再把它捧起来。”“人员包袱是最大的包袱。紫禁城如果不控制人员编制而自身膨胀起来，这样用不了多久，公司准会垮掉。”张总经理斩钉截铁的语气使我能感到他在这方面的决心有多大。“不过我们会组织一个发行班子，招些精干的年轻人，实行聘用制，把宣传和发行真正抓起来。” 股份制的新的组合方式充分发挥了优势互补的长处，从各个股东单位调集人才汇聚在一起进行电影策划、制片、发行一条龙的流水线作业，各个单位发挥自己的优势，共同为紫禁城创业。 北京电视台有强大的资金来源和宣传网络，其广告收入税后的3 %用作影视互济基金，全力支持电影发展，即紫禁城影业的主要资金来源。而紫禁城公司只有一个精干的经营策划班子，从事经营决策、剧本编辑、生产发行监理、资金管理等工作，不设专门的艺术创作人员和技术人员，也不购置制作设备。另外，北京电视台影视部对紫禁城影业所拍摄的每一部片子都给予极大的关注，以新闻报导、专题讨论等形式在各套节目中反复播出，展开有力的宣传攻势。这是北京市能成立自己的电影制片机构的最有力条件。 紫禁城公司的另一个成员单位——北京市电影公司在电影经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与中影公司、全国各省市电影发行部门有着密切的合作。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也有各自的发行网络，与全国各地的电视台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这都为紫禁城影业公司文化产品的制作经营构成了有力的市场条件。 由导演中心制到制片人中心制再到市场中心制的转变 在经营机制的探索方面，紫禁城影业公司实行制、发、放一条龙的做法，积极探索符合市场环境的电影艺术规律，在剧本策划、制作班子组建、资金运作、生产管理、进度安排、宣传发行、上映档期等各个环节首先考虑市场因素，真正以市场需求带动电影创作。 1.“换位”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