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制品，一种艺术商品，一种大众化的娱乐形式，其不可避免地要带有产出地的社会经济“标记”和制作者的意识形态的“背景”。而这种“标记”和“背景”在不同的影片中，则有不同的显现方式：它们有的是以表现题材直接触及社会生活，反映观众所关注的现实问题；有的是以塑造人物性格的时代特征为中心，以人的精神世界映衬现实世界；有的则是以影片的叙事主题和现实的社会主题的“交叉”、影片的叙事语境和现实的文化语境的“重合”，引起观众对影片的共鸣…… 中国武侠影片，作为中国电影中的“国粹”，自然具有鲜明的出品地的文化特征，同时它又具有一种独特的现实性：它向坐在黑暗中的观众映现出一个耀眼的梦幻世界的同时，也向他们传输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模式，一个理想的现实形象。由于武侠电影特定的历史情景和表现题材，实现这一切目标的途径都不可能通过直接的方式，而只有通过影片的叙事主题和社会主题的“交叉”、影片的叙事语境和现实语境的“重合”，才能实现。为此，对武侠电影的语境研究便成为我们洞悉其精神主旨必须进入的领域，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武侠电影所呈现出的种种“奇迹”。 我认为：电影理论研究的宗旨，从根本上讲应当是一种电影的语言形态和电影的语言意义的研究，而其中电影语义的研究又是电影语言学的核心环节。而要想准确、全面地把握电影语言的意义就必须将电影本文的叙事语境与电影生成的社会文化语境联系起来进行交叉阅读，从电影的叙事本文与社会的历史本文之间寻找到两者的互动关系。从而确定本文作者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所要讲述的真正的叙事主题。 一 将作品的意义与社会历史意义统而观之的辨析方法，在中国古代实际上就具备了它的早期形态。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说：“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孔颖达《正义》说：“褒贬虽在一字，不可单书一字以见褒贬……经之字也，一字异不得成为一义，故经必须数句以成言。”可见，在中国古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数句”成言、“数句”成义的问题，即字义与语境的关系问题。“春秋笔法”虽然历来强调的是一字见褒贬，但一字的意义则必须有数句的语言环境，才可以真正显现。在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里说：“人之将计就计，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精英，字不忘也。”这里刘勰所注重的依然是整体形态对局部的决定作用，也就是语言的上下文之间交互的生成关系。不过，作为一位古代的文艺理论家刘勰更关注的还是艺术语言的美学风格问题，而不是语言本身的结构问题。袁仁林《虚字说》：“实字虚用，死字活用，此等用法，必由上下文知之，若单字独用，则无从见矣。”这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语言的上下文对语义的直接制约作用。清代的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也说，“诵《古礼经》……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义乖。”戴震在此虽然所强调的是阅读者自身的阅历对本文意义的理解有着重要的限制，但他所说的这些超越语言自身，但同时又和语言义密切相关的事，实际上涉及的也是语境的问题。只是它们已越出语言上下文的范围，而属于情景上下文范畴的事了。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陈望道先生就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提出修辞要适应情境和题旨的理论。在这本中国第一部修辞学著述中，作者提出了写作的情景问题。所谓“情境”指的即是写文章或说话时所处的种种具体环境，而构成这种具体环境的又包括六种因素（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71年第1版第7 页—第8页。该书初版于1932年。）： 第一、“何故”，讲的是说与写的目的——是为劝化人的还是想使人了解自己意见，或是同人辩论的。 第二、“何事”，讲的是说与写的事项——是日常的琐事还是学术讨论等等。 第三、“何人”讲的是说与写的对象（双方），是谁对谁说（写）的，即写／说者和听／读者的关系——对象为文学青年还是一般群众之类。 第四、“何地”讲的是说与写的地方——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是城市还是在乡村。 第五、“何时”讲的是说与写当时是什么时候——小之年月大之时代。 第六、“何如”讲的是怎样的写与说——怎样剪裁，怎样配置之类。 作为语境研究的一种学说，陈望道先生所指出的这六种因素，具有它的合理性，虽然它是发表在三十年代，但至今我们在研究语言意义的表述及其生成的具体过程时，依然还不能跨越这六种范畴。近几年来，语境研究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重，有人提出语境是“语用学的第一要素”；语境是“修辞学体系的灵魂”。语境问题显然已成为语言学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性的课题。 二 西方在古希腊时期，逻辑之父亚里士多德就多次接触到了语境问题。他说：“一个名辞是具有许多特殊意义或只有一种意义，这可以用下述方法加以考察。首先，察看它的相反者是否具有许多意义，它们之间的差别是属于种类的还是属于用语的。因为在若干情形下，即使从用语方面亦可立即察觉”。（注：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0页亚氏所谓的“用语方面”， 指的其实就是语言的使用方法、其中也包括语言的上下文所构成的本文情境。 在19世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在语言哲学中曾提出了“索引词语”（Indexical expressions）的观点。 他认为词语的意义有可能通过许多途径产生，为此，在不知道其使用语境的情况下就不能确定其指称的词语。为此，要想弄清词语的意义就必须回到词语原初的情景之中，查到它本来的生成语境。 波兰籍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23年在为奥格登和理查兹所著的《意义的意义》这本书所写的补录中， 提出了“情景的上下文”（context of situation）”。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是“行为的方式”，不是“思想信号”，“话语和环境互相紧密地纠合在一起，语言环境对理解语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注：《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3、5期） 转换生成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乔姆斯基对语境问题也有论述。他认为，在研究语义问题时，人们必须牢记非语言因素的作用。在涉及到一外句子的真实性条件时他说，人人都相信，真实性条件或多或少和语义表达有关，可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各种各样的因素决定了一句话的真实性条件。离开句子的上下文，哪怕是最简单的句子，也不可确定其真实性的条件。（注：《乔姆斯基语言理论介绍》黑龙江大学外语学刊编辑部， 1982年版第76页—第80页）作为一代现代语言学家的代表人物，乔姆斯基在他的转换生成理论中，还提出了“语境自由（context—free）”和“语境制约（context—s enstitve）”的语言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