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人类学——作为中国民族学的分支学科，从本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拍摄“中国民族志电影”起，不仅成为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而且它为丰富和完善中国民族学学科理论体系，作出为其它分支学科难以取代的重要作用。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如何进一步回顾与总结这一分支学科近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开拓与进取的业绩，对于发展与繁荣“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向21世纪”，是十分必要和现实的。 一、《中国民族志影片》与影视人类学 新中国的影视人类学拍片开始于本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是由党中央、毛主席、彭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指示下开展这一工作的。1956年，正值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正发生急剧变化。为了科学系统把握这一巨变前各少数民族的真实面貌，在当时全国人大民委统一组织领导下，在各主要民族聚居区开展具有“抢救”性质的社会历史形态和正在迅速变化的现实生活，使拍摄任务成为调查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从1957至1965年期间，在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共拍摄完16个民族22部123本人类学电影片。 最初称这类影片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简称《中国民族志影片》）。今天，回过头来审视这些影片，不仅具有十分珍贵的纪实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学术价值，而且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人类学学科理论体系，提供了不可复得的生动逼真的科学形象资料。总之，通过这20多部人类学影片，人们可以真切地了解到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类型民族的基本情况。无论是鄂温克和鄂伦春人富有特色的狩猎工具，赫哲人的捕鱼方式，或是独龙族、佤族、景颇族、黎族、苦聪人、僜人等从事的刀耕火种及采集方式，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直观印象，从这些影片中，还可看到母系氏族向父系社会演变过渡中一些极为真实和珍贵的场景，那些无偿借贷、以物易物、乃至无言交换等原始交换方式，都可为今天探索市场经济的源头，找到历史的佐证。至于凉山彝族奴隶市场、西藏及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新疆部分地区领主庄园制的特点，都可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的经典论述，找到活生生的例证。 随着民族学、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这些影片运用不可取代的特殊手段，从各个不同侧面直接为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为普及社会科学知识和民族知识，提供了形象直观、极有学术价值的科学资料。 二、不断拓展与完善的中国影视人类学 “文革”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影视人类学学科及影视片制作，较五六十年代又有很大发展，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摸索，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人类学基本经验与理论，已逐步在共识中得以确立，并不断走向成熟。表现在：（一）有关拍摄人类学影片的目的意义：正如齐燕铭同志（原文化部党组书记、少数民族文化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1961年在有关影片座谈会所指出的那样：拍这样的影片“就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从中国各民族的具体实践中找出例证来，使历史唯物论得到更充分的例证和说明”，“我们对社会发展史的几个社会发展阶段已有了基本的认识，但现在更进一步的研究中国各民族具体的历史的发展情况，把它纪录下来，使历史唯物主义得到更多的例证和说明，这对进一步发展马列主义具有重大意义。”（二）有关影片的性质与特征：由人类学影片的目的、内容，决定了它的性质是科学研究片。基本特征应是以反映和纪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面貌为其基本内容；它必须严格要求从民族社会历史的实际出发，如实展现其本来的社会形态及其特征。也就是说，人类学影片一定要用人类学家的眼光，去选择捕捉那些能体现人类学这门学科揭示事物客观规律，探求真理的内容，使这种影片能区别于其它影片，成为具有人类学学科特征的科学影片。（三）影视人类学片应遵循的基本原则：（1）深入生活的原则。 不搞调查研究，不熟悉民族的文化内核和生存状态，要拍好反映这个民族的影片是不可能的。（2）真实的原则。没有真实性，就无科学性可言。 人类学影片只有真实，才能揭示客观事物固有的面貌；才能赋予这类影片永久保存和供研究的价值。（3）尊重拍摄对象的原则。 尊重拍摄对象的风俗、习惯、文化及他们被拍摄的意愿，是影视工作者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4）完整性的原则。记录一个事件、 一个人物或者一种生活形态应相对完整，占有的材料应尽可能全面，来龙去脉尽量交待清楚，这也是科学电影的基本要求。（四）影视人类学片的类型：按内容和性质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反映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的综合性影片共七部，如《佤族》《苦聪人》、《独龙族》、《鄂伦春族》、《苗族》、《今日赫哲族》等；第二类是家庭和婚姻形态的专题片，如《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等；第三类是文化艺术方面的专题片，如《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苗族的工艺美术》等；第四类是电视录像专题系列片，如《大理白族的名胜古迹》、《大理白族的本主崇拜》等；《黎族妇女服饰》、《黎族妇女纹身习俗》等；（五）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问题，人类学影片是由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的科学内容与影视表现艺术共同组合而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在这里首要坚持的标准是人类学的科学内容，即人类学研究是本质，而影视拍摄是一种研究的手段和工具。“影视手段可以成为表达民族学研究内容的一个重要媒体”，“在影视民族学中，影视片只是工具，民族学研究才是目的”（《影视民族学》）。 三、频繁走向国际影坛的中国影视片 经过近40年前后两个阶段的实践，我国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和制作，已经形成一支可观的学科队伍。1995年4月， 首届中国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的召开，就是对这支队伍诸多成果的一次检阅；而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的成立，更标志着这一新学科又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近40年来，全国一共摄制多少人类学影视片，迄今尚无精确的统计数，仅据中央民族大学李德君教授1992年“按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有五六百部”。随着改革开放与对外学术文化交流的需要，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关心和从事人类学影片拍摄的单位逐渐增多，一批又一批影视人类学作品纷纷走出国门，并不断在国际影视人类学学术会上或人类学电影界、影像界获奖或受到好评。如1988年7 月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上，放映《佤族》、《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两部影片的录像，就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好评；1989年5月， 在德国举行的“人种与第三世界”电视研讨会上，放映了《独龙族》、《佤族》、《苦聪人》、《僜人》等影片，会后，又到西柏林“世界文化之家”展映，均受到各国学者的赞誉。随后又有一些影片如《藏北人家》、《深山船家》、《沙与海》、《两个孤儿》、《最后的山神》、《甫吉和他的情人们》、《走进独龙江——独龙族的生存状态》等先后在戛纳电视节、国际人类学电影节入围或在亚广联、亚洲电视节等评比中获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华文影视人类学研制所马长书编导拍的《苗族》、《侗族》在1995年爱沙尼亚第九届国际影视人类学电影节上，获终身成就奖。1996年1月， 在法国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影像节”（即'96戛纳国际电视节）上， 由云南省社科院影视人类学研制中心郝跃骏同志拍的《山洞里的村庄》，获“长篇社会报道”的“评委会特别提名奖”。这是中国纪录片在该影像节上的首次获奖。1996 年7月，由柯惠文、马长书编导摄制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中国瑶族》再次轰动帕尔努，荣获第十届国际影视人类学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1997年5 月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北欧人类学电影节研讨会上，由中国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编导孙曾田摄制的《远去的鹿铃》，被与会和当地新闻媒体称该片是“本届电影节最扣人心弦从而吸引了观众的作品之一”。随后，该片于1997年8 月又在爱沙尼亚电影节上获“最佳影片奖”。 所有这一切都一再表明：根植于中国各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人类学影视作品，一经走出国门，总能以其珍贵的学术性、严谨的科学性和独特的电影艺术表现力，受到国际影坛的赞许和肯定，这既是中国影视人类学作品为国际所承认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我国这一新兴学科拥有巨大潜在魅力的生动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