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视剧，或曰电视剧是什么？这在大众眼里怕是个咬文嚼字钻牛角尖的问题。但是，在电视理论界，却是个有关电视剧本体理论意识的问题。 80年代初，王浩在《正统正宗 名正言顺》中提出：“我国的电视剧理论与实践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将那些根据小说改编而成，采用蒙太奇手法的电视艺术作品视为正宗，而把真正的电视剧置于天地难容之困境，这些偏颇的观念，既是对我国电视艺术发展的割裂，亦是对世界电视艺术现状的无视。”〔1 〕他以为“‘电视剧’和‘电视电影’这两种不同样式的艺术特色与界线，是十分明确的。目前我国摄制的电视艺术作品中的大多数，是属于‘微型电影’，理应划入‘电视电影’之范畴。而《秦王李世民》、《懿贵妃》、《上海屋檐下》、《吉庆有余》等等，才是标准的或正统的电视剧。”〔2〕 必也正名乎。中国人的血液里积淀了太多的正统正宗名正言顺。而依我之见，用电视手段拍摄出来并经屏幕传播出来的或短或长的声画故事，就叫电视剧。 不必追究它是小说改编出来的活动连环画儿，或是微型电影，或是实景的话剧戏剧，或是别的什么，不必验明它是正宗嫡传或旁门左道或非婚所生，因为，说到底，电视剧本身就是杂种。 杂种，是世俗骂人的话。可是，从生物遗传学的视角来看，杂种却拥有巨大的优势，它兼收并蓄，生命力极强，生存发展的天地广阔，电视剧无疑拥有杂种的优势。 有人说，它是戏剧和电影杂交出来的，戏剧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电影也有上百年的历史，而电视剧一诞生就由“父母”托起飞速成长。的确，电视剧与戏剧一样是一门综合艺术，至今电视剧仍采用戏剧以人物语言和行动推动情节发展，形成矛盾冲突，完成形象塑造等表现手段；电视剧跟电影一样是声画结合的视听艺术，都得通过流动的画面塑造形象再现生活，语言都是镜头语言，都得采用蒙太奇手法进行剪辑和组合。但是，电视剧跟戏剧、电影仍有很多的不同，最根本的不同我以为是限制和反限制。电影受影院观看的限制，戏剧受剧场观看的限制，所以就有百年千年形成的习惯对观看时间的限制。时间的限制决定了电影、戏剧对故事、情节、人物的高度浓缩，所以电影、戏剧皆为结构封闭的艺术形式。电影的主人公形象不能多，说话不能多，事件不能太多太繁杂，节奏得快，图像得多“动”，观众处于被动地位，来不及想象就被迫接受了电影鲜明多变的画面。戏剧的时间、地点、情节统一的“三一律”表明戏剧是将生活高度集中化了。尽管电影家们不屈不挠地想冲破种种封闭限制，戏剧家们也作出诸如“打破第四面墙”的实验，但是，限制仍然是限制。当然，歌德名言曰：“在限制中才显出能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但说实在的，许多限制皆出于无奈。 电视剧不同了。电视剧完全可以做到而且应该做到“反限制”。电视的发展已成铺天盖地且登堂入室之势。电视机的进入家庭，电视剧的家庭观赏形式，彻底打破了时间的限制，今天没完不要紧，明天一揿钮再来吧，观众是主动的，只要看得下去，十天半个月不打紧，哪怕百天乃至上年也无妨，只要你编得演得好。这种痴迷于电视机前，被几集十几集几十集乃至上百集的电视连续剧所感召，每天每天地候着的永不消减的热情，与我们的前人痴迷于瓦舍勾栏，被那说书人的“且听下回分解”所诱惑有着惊人的相似。从观众的接受心态看来，较之电影、戏剧，电视剧与小说的缘份更深些。 因了观赏时间的限制被打破，使电视剧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事件场景等等的设置上都呈现“反限制”的优势，完全可进入无拘无束的开放天地，尤其是对电视连续剧。而我认为连续剧不仅是电视剧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且还是电视剧艺术淋漓尽致发挥之所在。如果说电视剧与小说的缘份更深，那么电视连续剧跟长篇小说就是不解之缘了。不信请看中国古代长篇巨著《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皆成功地改编成长篇电视连续剧，电视连续剧和长篇小说一样，不怕人物众多，不怕故事情节曲折繁杂，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旁逸斜出繁花满树那才有看头。长篇巨著也只有在长篇电视连续剧中才能得到恢宏磅礴又舒缓细腻的展现。譬如肖洛霍夫的巨著《静静的顿河》改编成电影三集，但观后感到丢掉的太多太多；曹雪芹的《红楼梦》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电影的整体水平无疑比连续剧高，但是，观众认同的仍是有不少缺憾的连续剧；无它，只因连续剧的形式适合长篇小说。反过来说，在限制中显出能手的戏剧若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如曹禺的《雷雨》和《原野》，尽管改编者使出浑身解数，添枝加叶，添油加醋，但是，给人的感觉当是不是滋味，无论褒贬。原著“反限制”中高手的光华黯然了，至少已不再是曹禺的《雷雨》和《原野》了。 小说和电视剧，尤其是长篇小说和电视连续剧的结缘，无论雅俗，却总能相得益彰、皆大欢喜。回溯中国电视剧并不漫长的历史，电视剧与小说的缘份不可谓不深。1958年我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就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虽然对其思想性艺术性有种种非议，但毕竟是第一部，电视剧与小说结缘绝非纯粹的偶然。文革前为数不多的电视剧中有影响的几部也皆由著名小说改编而成，如《三月雪》、《江姐》、《虾球传》等。文革十年，中国电视剧几乎一片空白，其时，戏剧和电影倒是有种异态的热闹。文革后，新时期小说一度如春雷响过大地，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非凡的震撼，也即得到电视剧制作者的青睐，尤其是获奖小说。这样的结缘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柯云路的《新星》到陆天明的《苍天在上》，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到河北“三驾马车”的大厂小村系列，从《篱笆·女人和狗》三部曲到《女人不是月亮》、《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变奏曲，从都市的《蓝屋》、《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到《紫藤花园》、《蔷薇雨》，从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叶辛的《蹉跎岁月》到其后碾出的《年轮》、《孽债》，从《寻找回来的世界》到《你为谁辩护》，从《过把瘾》到《北京人在纽约》等等，这些由小说改编成的电视剧并没有像肥皂泡似地五光十色瞬间就完蛋了，仍有嚼头有回味。现代名作家的名著搬上荧屏也在并不火爆的炒作中沉稳升温。老舍的《四世同堂》、艾芜的《南行记》、李劼人的《死水微澜》、钱钟书的《围城》被搬上荧屏后，堪称电视剧的精品，而张恨水、秦瘦鸥、茅盾、郁达夫、丁玲等风格迥异、追求不同、评价不等的名家的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后，竟得到观众并无偏见的喜欢和关注。凡此种种，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以为是偶然的随意的现象，甚至认为非正统正宗，名不正言不顺的孬种，这委实差矣。小说尤其是优秀的中长篇小说无疑为电视剧尤其是电视连续剧的诞生提供了最丰富健康的胚胎，当然，电视剧也无疑为小说的再造辉煌提供了最佳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