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许多时候，当一个问题从无数的问题中突现出来，变成公众谈论的焦点，那通常意味着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程度。但也有许多时候，当一个问题的提出依然被各种相关问题所缠绕，以至很难真正廓清，那么问题的解决便仍然有待时日。这就是为什么，正确地提出一个问题要比解决这个问题更困难、也更重要。 这些年来，人们为电影观众的大量流失找到许多原因，例如电视的普及、娱乐方式的多样、生活节奏的加快、第二职业的兴起、下岗职工的增多、电影票价的提高等等，说起来都有一篇道理。原因固然找到不少，电影人却照样对解决问题无能为力，因为这些原因基本上都产生自电影之外；并非电影本身出了什么毛病，而是因为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电影争夺观众的诸多力量，存在于这个急速发展的社会中，而且必将随着这种发展而得到进一步的增强。面对着巨变中的电影市场，电影商业性的问题被合乎逻辑地提出来了。于是分析原因、采取对策、寻找办法……电影人苦苦挣扎，试图以此为电影打开一条生路，却至今收效甚微。而某种创作倾向一旦蔚成风气，使持有不同主张的艺术家身不由己地被挟裹而去，创作个性便成为微不足道的东西。世风如此，这就迫使那些并不精于此道的电影导演不得不去做一些无可奈何的事情。于是，吴贻弓继《城南旧事》之后转而去拍《少爷的磨难》，张军钊继《一个和八个》之后转而去拍《孤独的谋杀者》，张艺谋自《红高粱》之后转而去拍《代号美洲豹》……他们以自己的短处去回应电影商业性的要求，结果是商业的回报没有得到，而艺术的品位又大大地被败坏。之后，努力的方向似乎在不知不觉中被转移了。《鸦片战争》、《离开雷锋的日子》、《红河谷》等艺术影片在商业运作上获得了成功。这似乎给电影人在满天的阴霾中撕开了一条裂缝，透进了一道阳光，但《鸦片战争》和《离开雷锋的日子》明显带有题材上的优势和不可重复性，至于《红河谷》为了商业价值而不得不在艺术上降格以求，编出一个陈旧而漏洞百出的传奇故事，则更是一件本末倒置的事情。与那些几乎血本无归的影片摆在一块来审视，这几部艺术影片在商业上的成功，不仅数量不少，而且也不可能给中国电影适应商业社会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如果要所有的艺术影片，特别是电影精品也一味勉为其难地去追求其商业价值，更是必将给中国电影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 电影的商业性是电影自身的特性，是电影与生俱来的东西。电影在作为一种艺术的同时还是一种商品。它通过进入流通渠道，以一定的票房价值来换取观众的参与，才实现自己作为艺术的本性。与此同时，商品交换的结果使电影得以回收资金，并被用以发展再生产。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的商业性本来就是电影的本体属性，而不是伴随着中国电影的现实困境才出现的新问题。只是由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体制，从投资、制作到发行，一切都由国家包了下来，中国电影才导致了作为本性的电影商业性的暂时迷失。于是从电影本体的角度重新提出商业性的问题，是中国电影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的“旧话重提”，是一个早就不成问题的问题重新加以确认而已。这些年来，电影的商业性被一再地提出，却至今得不到很好地解决，原因就在于它缺乏对于中国电影现实困境的针对性。而从本性的暂时迷失到重新恢复，仍需要更具体而充分地把问题展开，而不是满足于把问题作为一个口号提出；在充分演绎的过程中，仍需要把对象的诸多复杂性重新结合进去，而不是让每一部影片不加分别地接受它的规范。这就意味着，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而暴露出来的电影商业性问题，不是要不要提出，而是如何正确地提出。 邵牧君先生曾经认为：“所谓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对立，纯粹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并且还是一个有点陈旧的概念。在西方电影史上，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对立，曾经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一股动力，但是从近十年来的情况看，两者之间原来十分分明的那条界线，已逐渐归于消失了。”〔1〕对任何一种事物而言， 内部的分化从来就是其发展的显著标志。社会的分工、物种的衍变、文化的走向多元都无不是如此。在西方，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对立和内部的不断分化曾经维持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正是西方电影得以不断发展的原因。即便是到了今天，这种对立和分化也不是归于消失，而是表现得更充分、更细致因而出现了类型之间的杂糅和重组。这就是说，表面上的界线消失，其实是更充分和更细致的分化的一种结果。也许在西方，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对立是个陈旧的概念，然而在中国，电影在90余年的发展中却不存在这样的对立。它一向被看作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建国以后，更被看作宣传教育的工具，很自然地隶属于意识形态部门。一代代的电影人被告知并强烈地意识到肩负着净化大众灵魂、提高全民精神文化水平的重任。仅仅为了商业的利益而生产电影，在他们看来是可耻的，不可想象的。虽然中国电影还是因为自身的商业属性创造着票房价值，维持着电影的再生产，但这种属性却长期被看作是附带的、次要的，根本不可能设想有所谓的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相对立。中国电影从历史上看曾有过一些辉煌的时期，但从内部的发育来看却远远说不上充分，在题材、样式、类型、功能等方面，明显缺乏分化和内在的丰富性。只是在近年来，伴随着电影观众的大量流失，电影市场的急遽衰落，电影的商业性才开始被看重。与此相联系，纯粹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电影也才应运而生，并且和艺术电影作为远不相同的两个类别逐渐形成了对立。中国电影和西方电影在发展上的差异恰恰表现在：当西方电影在充分的分化后进一步出现了重新组合的势头时，中国电影却仍在为是不是有必要把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分得那么清楚而争论不休。〔2〕其实，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对立，是中国电影在新的形势下发展的一个结果。它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或者说，它首先是中国电影当下的实践，才进一步被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加以讨论。关键的不是有没有这种对立，而是这种对立已然出现，而我们要不要去正视它和研究它。在中国，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之间的对立，并不是一个已然消失的问题，而是一个刚出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