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1997年间的中国电影首先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现代大众文化形式进入理论视野的。中国电影这18年的历史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同构。约翰·费斯克把文化定义为意义在特定社会中的生产和流通，并特别强调意义及意义的生产流通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必然联系。〔1〕1979年开始的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转型， 必然作用于文化领域，作用于意义的生产与流通。在本质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生产的电影，其意识形态运作机制也必定会作出相应的调整，这样一种新的电影文化要求萌芽了，也预示了新时期中电影商业化进程的发端。与现代化进程呼应，电影的商业化运动逐步在电影体制、电影观念和电影创作三个维度上展开。娱乐片作为这种新的电影文化要求的载体，在现代化／进步这一内在动力的支持下，迅速在80年代末期成为中国电影生产的主干。但娱乐片不仅未能“救”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仍步步走向困境，至今仍在低谷挣扎。推源祸始，自是娱乐片这头“怪兽”冲毁了黄金时代的“电影乐园”，然而更为内在、复杂的原因却始终被遮蔽着。1995年“大片”在中国电影市场屡创票房奇迹，好莱坞电影究竟魅力何在？由此引发了对电影意识形态魅力的探究：一个巨大的、潜在本土电影市场呈现出来了，但什么样的国产电影才能占领这个市场？绝大部分的国产娱乐片具备召唤观众的意识形态魅力吗？而在电影生产已成为整个社会再生产一部分的今天，当下的电影研究已不能局限在电影这个自我完足的艺术门类之中，必须将它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形态联系起来，本文对1979年以来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同构的中国电影的商业化问题的研究体现的正是这样的理论取向。 如果把中国社会一个大众文化时代的来临认可为现代化／进步的必然后果，那么一味地批判和拒斥不应该过多的仿效，尤其是“大众文化可能正在成为今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藉以建构起来的主要动力和主要机制”，〔2 〕在大众文化“以愈加有力而有效的方式参与着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文化构造过程”〔3〕的今天， 努力去认识和把握并改造它或许是一种更为现实的态度。对新时期中电影的商业化和娱乐片的冲击也是如此，正视其历史合理性同时剖析其负面效应，以一种融合历史主义与道德主义的“第三种立场”、一种新的研究尺度，探讨如何对中国电影的商业化现状加以“优化”,〔4〕以寻找当下中国电影的重新定位并清理与之有关的一些基本文化规律问题，最终为中国电影重铸“世俗神话”提供理论支持。 这一研究尺度决定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不适用于本文对新时期中国电影商业化、娱乐片兴起等问题的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白痴论”认为观众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致力于批判大众文化对受众的控制；而本文倾向于把电影观众／文化工业产品的受众看成是社会变革的参与者和社会意义的共同创造者。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影视研究的一些观点可以给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商业化研究以启发。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约翰·费斯克认为：广大的电影观众不只是消极地接受意识形态塑造，而是也可以能动地利用影片文本创造和交流他们需要的意义。〔5〕这种由大众参与的社会意义的生产和流动才是大众文化，而影片／文化工业产品只是这一交流活动所需的材料，本身不是大众文化。大众是在日常生存与对文化工业产品如影片的消费碰撞中创造大众文化的。〔6〕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作为文化工业产品的商业影片／ 娱乐片来说，它不应该和艺术片一样以审美品质为评价标准，更重要的是商业片与观众日常生存需要和经验的现实联系和相关性，这才是与商业片相符的分析模式和批评方法。〔7 〕运用这种方法研究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商业化状况，或许可以为电影观念、电影创作等方面的合理商业化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 本文不同于激进的批判主义立场，肯定了中国电影商业化作为现代化进程题中之义的历史合理性，在对当下中国电影重新定位的前提下，着重分析了中国电影在商业化进程中，在电影观念、电影创作等方面需要解决的一些商业电影的基本文化规律和文化原则问题，以期为中国电影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机制”的建构，为顺利完成“新世俗神话”的重铸提供可能。 一、商业化问题的历史出场 （一）商业化及其相关概念 1.商业化的概念界定 1949—1979年的中国电影缔造“革命／政治神话”把新中国的社会成员连结在一起。1979年前的中国电影是在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国家垄断、产销分立、统购统销的电影工业体制中运作的。电影制片厂是国家事业单位，整个电影体制是行政化和非市场化的。当时文艺以“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宗旨，以政治为第一标准。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语境中，电影的政治宣传、教育功能被过分强调，娱乐、审美功能被排斥，又有统购包销的计划性电影体制为其正常运营提供绝对保障，这样，电影的商品属性几乎被完全遮蔽了。因而，新时期前30年中国电影的体制、观念和创作方式基本上是非商业化的。 1979年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事实上是一次新的现代化进程。改革带来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推进，由此引发了大众文化的发展及大众文化消费群体的形成；对外开放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纳入了全球化的轨道。在中国总体的社会变革和体制转换的历史背景上，中国文化逐步进入了大众文化时代。“它既是这一背景的产物，也是这一历史的见证。作为一种文化转型，它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部分。”〔8〕同样， 中国电影的商业化既是这一背景的产物，也是这一历史的见证，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