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代”的变化 相当多的早期“第五代”电影如《黄土地》、《猎场扎撒》等被看作是先锋艺术，但是从制作方式看，却是单一计划经济的产物，这与任何国家的先锋电影的制作方式都不同，在国营制片厂，选题一旦列入拍摄计划，电影制作机构就运转起来，影片即使发行量很少，艺术家也不必承担经济后果。尽管他们的不少影片对于那个体制抱着批判态度，显示出一种叛逆精神，但是应该说，他们也是那个体制的直接获益者。也许正是由于那个体制不可避免地带来官僚主义，长官意志，才需要改革。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这种拍摄条件不可能存在了。他们必须找到生存之路。张艺谋最早找到艺术探索片与商业片的交叉点，并且初步开拓了国际市场。但是当前最令各国电影业垂涎的电影市场是中国大陆，这里有文化背影和欣赏趣味基本相同的亿万观众。把注意力放到大陆市场，是“第五代”导演的必然选择。 现在时代有所不同了，让我们看一看“第五代”的作品有什么变化。 黄建新的《埋伏》与他的成名之作《黑炮事件》一脉相承，都是描写计划经济体制下官僚主义对普通人造成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影响。主人公叶民主是工厂的普通干部，他听从上级安排，到水塔上监视坏人，他忠于职守，在同事兼朋友病重的情况下，他讲义气，承担了两个人的工作。但是，在坏人被捕很长一段时间，他竟然被人遗忘了。与《黑炮事件》相似，这也是从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出发，引人深思。但是，社会背景发生变化，表达的意向也应该有所变化。《黑炮事件》中赵书信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是一个群体的符号，对待他的态度是对待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的态度，而他的性格也一般被说成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性格和心态。对他的伤害所造成的影响是对整个工程的影响。这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方式。而《埋伏》中的叶民主，尽管是干部，但创作者关心的不是干部队伍整体的命运，而是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 随着市场经济逐渐发展，关于个体的观念逐渐被凸现出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往往重视和关心每个阶层的代表人物，以此表示对这个阶层的关心和爱护，对于每一个个体就会因为种种原因不够重视。而在转型期，要求社会中的每一个公民都得到尊重，当然这很可能也是一种理想。 如果我们把《埋伏》放在转型期考察，就会发现主人公叶民主所处的尴尬情境，他既是一个普通人，同时也是一个英雄。在一般情况下，他是被忽略的，而只有成为英雄才会被重视。对两种体制而言，他似乎都是失意者。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人们的观念普遍受利益支配，他的未婚妻也险些被财大气粗风度翩翩的新贵抢走。他感受到双重的失落。 在他坚守岗位时最需要精神支柱，但支持不是来自上级或女友，而是来自一个热线电话。叶民主作为接受者，把一些成套的名言警句想象为对自己的精神鼓励和支持。后来他终于发现发布这些陈词滥调的居然是一位聋子。这种抽象的空话并不是针对他个人的，而是被听众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想象自己建构起来的。也许是人们太需要精神营养，才使它居然被当作排遣烦恼、坚定信念的灵丹妙药。但是，它本身的神圣感和神秘感却被消解了。人们多少还保留着计划经济时期接受他人灌输的习惯，这是作者对于盲目轻信一些宣传的社会现象的温和反讽。这种在冷静的旁观基础上几乎不动声色地批判，显示了导演日趋成熟的风格。 这部影片在很多地方并不太卖座，这说明，作者关于尊重个体的正当权利的意向还没有被广泛理解，引起共鸣。 《有话好好说》是张艺谋继《红高梁》之后与姜文的再次合作，使我们有机会把这两部影片联系起来，探讨二者的互本文关系。 《红高梁》的社会环境显然是经过精心设置的，为了张扬人物的个性，影片有意掩盖了人物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这种寓言式的提纯，只能表现一种理想状态，它表明在它产生的年代，即80年代后期，向市场经济转型并没有成为社会共识，变革的要求只能表达为抽象的理念，即：张扬生机勃勃的人性和自由舒展的生命力。它的一切表现形式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 《有话好好说》的主人公赵小帅的一些主要性格与《红高梁》的主人公“我爷爷”类似，只是张艺谋这次没有把他放在寓言式的背景中，而是放回到90年代今天的现实环境中，一些在《红高梁》中有意被隐藏的社会经济因素被突出出来，例如，在《红高梁》中从来没有出现的金钱变成最重要的角色，多次出场，而且决定了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以此表现在一个物化的社会中，人的个性必然受到挤压，不可能随心所欲。赵小帅也想张扬个性，但是显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限制。他希望娶安红，但是不能象《红高梁》时那样，只要敢抢就行。他表达爱情，不能象《红高梁》那样，引吭高歌，直抒胸臆，他需要花钱雇佣进城农民替他喊叫，笑料百出，消解了他的一片真情。现实中的安红也不象《红高梁》中的“我奶奶”那么纯情，而是庸俗而又放荡，见异思迁，选择了有钱的老板。 赵小帅需要爱异性，也希望被爱，但是不幸受阻，他深感有一种压抑感，需要通过暴力发泄，这也与《红高梁》的主角相似。但是在《红高梁》中，找秃三炮算帐的情节很简单，三言两语就摆脱了困境，而在《有话好好说》中，就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社会关系了，他处在两难境地，不愿意通过法律解决，但是使用暴力又不能象《红高梁》那么简单轻率。最终，是另一个人物张秋生的出现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