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一年，也是中国人民即将跨入新世纪的关键一年。与人所共知的重大历史事件相比，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即经济体制从单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表面上看并不那么轰轰烈烈，实际上却是极具活力的变革，它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极其深远，本文将把中国电影在1996—1997年的发展放置在这样的背景中审视，从社会、艺术和经济等方面探讨中国电影的一些值得重视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当然由于本文选择了一个特定角度，因此不可能代替全面的分析评价。 两种体制并存的电影制作 中国电影处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两种经济体制必然通过种种渠道共同对电影的创作、制作、发行等方面发生作用，本文的目的就是探讨这种影响。 3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与社会政治运动一向联系密切，这是中国电影独特之处。电影是把散乱的民众聚集起来的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也是把他们的观念、感情、愿望集中强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对于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文化水平较低的中国来说，电影更容易发挥这些作用。因此，利用电影配合社会政治活动势在必行，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既有利于政治，也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选择。30年代左翼电影的兴起就是依靠了社会中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高涨，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支持左翼电影的电影公司也因此摆脱经济困境，挽救了当时处于经济危机之中的民族电影业。这是电影在不太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共同增长的典型事例。 新中国成立后，吸取了30年代以来的经验，结合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性，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电影为政治服务的机制，其中包括有组织的集体看电影。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它已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社会组织方式，有时，它作为一种集体福利，例如由工会组织会员看电影，有时是一种接受社会教育的渠道，例如对中小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它作为一种集体仪式，体现出群体性，有助于加强个体的归宿感，提高社会的凝聚力。如果遇到重大政治活动，就会利用它作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重要方式。于是，按照政治需要拍摄电影，组织观众看电影，讨论电影，形成一整套工作经验，逐渐成为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多种经济形态并存。当电影需要进一步走向市场时，必须扼止电影票房滑坡的趋势，各种可能扩大经济效益的因素都应该合理地充分利用。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利用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惯性，发挥集体买票看电影的长处；二是利用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以市场调节为重要手段，拍摄出吸引观众自己购票观看的影片，增加票房收入。 近年电影制作和创作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最充分最及时地利用了有利的社会政治时机，把握了政治形势和社会心理，拍出应时的政治色彩比较鲜明的影片，最广泛地吸引观众，使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共同提高。 与单一计划经济时期不同的是，过去以单纯政治目的为唯一出发点，为配合特定的政治运动拍摄发行电影，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创作人员是被动的，只对领导负责，不对观众负责，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对观众是自上而下地灌输，不考虑他们的需求。 现在是投资方和创作人员自下而上地主动适应社会需求，既算政治账，也算经济账，既要满足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利用计划经济的成功经验，适应集体组织观看方式，也要适应普遍的社会心理，甚至利用观众的从众心理，吸引零散观众购票，在提高社会效益的同时提高经济效益，从而探索出一些在转型期发展电影事业的成功经验。自90年代以来的一些高票房影片如：《焦裕禄》、《周恩来》、《红樱桃》、《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鸦片战争》等都是走的这条路线。其中《离开雷锋的日子》和《鸦片战争》设计运作更加自觉纯熟。 这两部影片都不是国家根据需要预先指派厂方制作，而是制片方根据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特点，敏锐地抓住有利时机，主动配合社会需求制作的。他们算定在特定的日子，需要特定的影片，只要能够搭上政治快车，就会得到许多便利条件，如利用国家宣传媒介扩大影响，广泛推销，利用行政力量组织集体观看等，从而利用社会政治需要取得经济效益，这说明制作者不仅有政治眼光，而且有经济头脑，理所当然地成为转型期的成功者。 他们的成功给我们一个启示：电影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互相对立的。并不是社会效益好的影片就一定赔钱，凡是赚钱的影片就必然诲淫诲盗，满足一些观众的低级趣味。 这些电影的成功对进一步推进电影系统的改革提供了新思路。在单一计划经济时期，电影是重要宣传工具，用国家的钱拍摄国家需要的影片是天经地义，国家全部投资，赚钱还是赔钱，无须创作者考虑，以至给人这样的感觉：国家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可以随便挥霍。但是，在转型期，账要算在明处，国家的钱来自人民，一方面来自提成和积累，另一方面来自税收，它的使用必然会受到更多的监督，不容许随意浪费，因此不可能丝毫不讲经济效益，拍摄一些政治无过却没人看的影片，给国家背上沉重的包袱。 既然国家不投资或少投资也有人会投资拍摄社会政治生活需要的影片，满足国家的需要，国家又何必非要不计功本地全额投资呢？只要投资电影有利可图，那就不愁找不到投资者，即使投资失误，也只能由投资者自己承担风险，不会损及国库。如果所有或大部分制片人都学会根据社会的需要制定制片策略，拍摄能够满足社会政治需要的影片，并从中获得高额利润，电影的制作发行就可以更多地利用市场因素进行调节，国家只须在政策方面适当调控，从而使电影制作走上健康有序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