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历史上永远辉煌的纪元。香港回归，洗雪百年耻辱；中国共产党十五大召开，推动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建国48周年庆典，建军70周年纪念，第13个教师节……，趋向成熟的电视屏幕一一展现了它们的光彩。综观这一年的屏幕，每种题材的剧作都有自己的代表作品，精品意识的深入更使我们可以选择有代表性的精品来描述和概括各种题材所反映的历史和今天，反映电视剧艺术取得的一些新成就。 “回归”题材令人感慨在香港回归热潮中，人们没有忘记民族的昨天，一批“回归”题材剧作应运而生，或从历史寻踪角度配合回归，或直写香港历史，或张扬爱国主义热忱……如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与香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合作的29集史诗性电视连续剧《香港的故事》，以香港妇女阿带一生的奋斗史为贯穿主线，展现了香港近百年风云画卷，赋予生活以历史沧桑感，如侧重人物塑造的18集连续剧《林则徐》，它们不仅在内容的厚度上弥补了同题材影片容量不足的遗憾，而且以颇见功力的多侧面深度表现，使我们为无数捍卫国家统一而奋斗和牺牲的先驱者奉上一份钦敬和叹唤时，也为我们后来的落后愧颜并促发思考，更使我们鼓起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进不止的勇气。 革命历史剧出佳作对于走过长期武装斗争道路最终以枪杆子夺取政权的党，建军与建国的历史不可分。虽然，烽火硝烟的年代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今人与历史的距离明显增强，历史愈加成为当代人心中的历史，但不忘过去确已固化为我们艺术的一个使命。在庆祝建国48周年和纪念建军70周年的日子里，屏幕出现许多革命历史题材佳作，有两个表现层面，一是瞩目于正面战场，如红军题材的8集连续剧《红魂.1935》，解放战争题材的6集连续剧《英雄孟良崮》， 著名将领传记剧《粟裕大将》（第一部），表达了对历史的庄严纪念；再是礼赞与正面战场相呼应的第二条战线艰苦卓绝的斗争，佳作如：7 集电视剧《北平和谈》，它在同类题材中再展新颜，通过对双方领袖人物的人格心理揭示，调动电视综合艺术手段，将历史作了相当情感化的表现，剧中浓浓的情感氛围，使人抚今追昔，引人思绪连翩，向国庆48周年献了一份厚礼。28集剧《潘汉年》表现了当年我党对敌情报工作所处的复杂斗争情势、揭示了历史的复杂和复杂的人。他的赤胆忠诚、不懈奋斗和牺牲精神，他的热诚豪迈对自己人从不设防的知识分子品格，到愈益成熟、沉稳而豪情不减的战士的情感历程，以及他难以预料的命运悲剧和历史的沉重，都令人观之回味悠长，十分有益于今人在缅怀先烈的同时对过去和对今天“人”作深刻认识。没有时间的沉淀和思想解放，便不会有这部作品的问世。 和平年代军事剧喜获丰收’97一个惹人注目的现象：一批生力军鏖战和平年代军事题材创作领域，佳作迭出，呈一浪高过一浪的势头，首推当代军事题材长篇剧《和平年代》。这部剧的成功再次提供电视大片创作的一些可鉴经验，如必须坚持走大众文艺精品化道路，将主流涵意融入精致的艺术包装：反对拖沓的节奏处理，使用有号召力的明星，选择美丽又贴切的女演员，小人物与大背景相胶合，抓住内容本身与社会心理基础的共鸣点，通过具体情境透视历史和生活的沧桑感，让人物命运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例如，闻璐乘运输船采访小岛，由于风浪太大靠不上岸，秦子雄要求他们返航的情景；秦子雄从海岛返回，来到裁军后已荒凉的营房巡视的情景，都将军人的情怀表现得细腻入微又荡气回肠。值得关注的是，秦子雄性格塑造的极端性，正是一些创作者多年梦寐的，这种追求使这个人物具有了鲜明的象征性：他象征着一种宝贵的不可丢失的对精神理想追求的执著。内容多样性是’97军事题材剧的另一个突出特色，表现军校生活的14集剧《红十字方队》（总后电视剧中心），充溢今天鲜活兵趣的连续剧《尉官今年刚20》（沈阳军区电视艺术中心），著名青年导演宁海强导演的表现精神文明建设先进连队事迹的二集剧《鼓浪屿的兵》，青年女编剧秦芳编剧的6集剧《坐标》， 石学海创作的士兵三部曲之三《三个姑娘一个兵》，黄恩诚编剧、宁海强执导的描写边防连队生活的4集剧《雪太阳》等等，都各具特色， 共同显示了一种昂扬、团结、纯净的军营气氛和军人情感，它们与生活中复杂激烈的商海征战形成一种反差，又共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教育题材走向深刻’97教育题材电视剧中，最具情感冲击力的是四集电视剧《民办教师》，这部剧将农村民办教师的地位，他们的忠诚和遭遇，通过偏僻苗寨的格老小学田沛发校长一家人赤诚教育事业的事迹，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把买牛的钱用来盖校舍，拿出家中仅有的一百元资助学生学习；为了保护学校，田沛发父子遭坏人毒打，儿子田金定被打死，他叫回在广州打工的小儿子回来教书……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因而极具情感冲击力。另一部表现城市教育生活的17集电视剧《校园先锋》，则是一部极发人深思的剧作，它再次提出衡量教育成败得失的标准，并不在于标准本身：当先进的观念只为少数人接受，没有形成新的普遍机制与之呼应时，理论上的精神上的成功者不可避免成为现实的失败者。《校园先锋》较以前我国同题材的影视剧更尖锐提出我国教育体制和教育观念存在的一系列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如应试教育的普遍和顽固，教育与社会实践脱节以及一些以前从不敢正视的虚假教育现象等等，因而，对于教改事业，《先锋》在发挥一定的形象促进作用和揭示一定的悲剧性同时，也使它的“先锋”人物显示了某种悲壮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