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材：现实取向 广东影视创作始终强调对生活、对大众作近距离取镜，侧重于以现实经济生活为轴心搬演人情故事，从而显示出与现实生活和历史进程的同步性。早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萌芽阶段，就出现了一个《雅马哈鱼档》；理论界正为姓资姓社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时，有了《商界》；公关这一职业最早出现在广州的合资酒店、外来工成为岭南经济热土上的一大社会景观时，又有了《公关小姐》和《外来妹》；当乡镇企业红红火火，成为经济建设的轻骑兵时，《情满珠江》不仅提示了其间的来龙去脉，更提供了其在市场经济中优胜劣败的经验；而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罪恶势力对社会治安造成严峻威胁，公安干警对之展开“严打”的过程中，《警魂》、《英雄无悔》又适时出现。可以说。影视忠实记录下当代广东和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脚步，同时也提供了一部生动的百科全书式的社会生活实录。 倾力、自觉地模塑新人形象，是广东影视现实取向的标志和集中体现。几乎在每一部作品中，我们都找出一个或者几个光彩照人的洋溢着时代新质和新文化精神的人物形象，其中又以英雄形象最为突出。 随着经济腾飞，在权力与金钱面前，传统的亲情人伦、人际关系、价格理想都受到冲击。每个人如何坚持自己的价值判断，谁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谁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人们思索着、探寻着。《警魂》、《英雄无悔》、《和平年代》向我们提供了一种答案：彭宝林、高天、秦子雄等，在商潮滚滚中，顽强坚守，不自私，以自己的思索、自己的判断、自己的选择，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信仰和情操，从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所召唤、所需要的英雄。 观念：先行一步 肯定日常生活，肯定世俗快乐，尊重传统伦理，尊重理性规则，张扬平民理想，是广东影视在观念上领先于内地的优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的人物和观念出现了，于是，我们在《太阳雨》等作品中，看到了广东编导对于自我承担，自我选择的独立人格和现代精神的敏锐捕捉和认同。而到了《情满珠江》、《英雄无悔》，则进一步上升到对时代精神的总体思考、对现代社会理性规则、人文氛围的合理化设计，以及对社会秩序建构的热切召唤。正面地歌颂和反面的针砭，都体现出编导对于理性法则、新经济伦理、独立价值判断的人格操守的思索已是相当自觉和深刻。 正是基于这种现代观念的开放性和自觉性，广东影视作品在遵从时代和社会律动，热切塑新人形象，尤其是高天、秦子雄等英雄形象的同时，对于无意于或无力升华其理想者，也抱以宽容的态度。如《外来妹》中的江生，作品没有对他做好坏的简单的道德判断，因为他实实在在地被现代化工业社会彻底异化了。《情满珠江》中的谭蓉，最初编导并没有把她写成个坏典型，反而对她积极进取的精神予以肯定赞许，只是当她按性格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陷入不择手段的地步时，编导才把她投进大牢。而《英雄无悔》中的茵茵与人们所喜爱所同情的高天分手，编导也没有简单地加以斥责，她实际上不是个反面人物，人很单纯，也比较善良，只是思想境界没有达到高天、舒月的层次。所以，编导对她的选择还是表示理解和谅解的。 有人对广东影视的一些处理表示不解，如《警魂》中的彭宝林，放着待遇优厚的经济警察不当，非要去派出所吃苦受累，以至献出生命；《英雄无悔》中的高天，开发区高官不做，美女不娶，名车不要，非要去当时时有生命危险的公安局副局长；《和平年代》中的秦子雄，口口声声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剩下最后一名军官，也是我秦子雄。”认准了死理，要做一辈子军人，无怨无悔，宁愿放弃转业地方任要职机会，并不惜与爱妻吵翻；等等。他们认为不可信，纯属虚构。这其实反映出了一种观念上的相对滞后，即认定了物质与精神、诗意与进步不相容；认定了经济发达地区，所谓理想信仰、英雄主义、奉献精神等。都只是一句空话。 而实际情况是、彭宝林、高天、秦子雄这样的当代英雄和新人群体，在广东确有其人，并渐成气候，而且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召唤也是社会发展到目前这个程度，人们心理的真实的反映。没有人为提高，亦非超前意识，编导也没有事先被限制要为谁服务，完全是遵从生活的规律，从活生生、热辣辣的社会现实中摄取的灵感和发现。 审美：雅俗共赏 广东影视创作表现出极大的自觉，雅俗共赏是其一以贯之的审美追求。 题材上，注重敏感性、新鲜性和热点效应。像《外来妹》、《公关小姐》的轰动，不仅仅在于最早记录下她们的生存状态、生命轨迹，以故事的魅力引人入胜，更主要的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参照，满足了他们向往现代生活、获得全新的信息和生活技能和心理需要；至于《英雄无悔》等，其警匪片的模式本身就能吊起人们追求新奇、追求刺激的胃口，切合了他们的“阅读期待”。格调上，追求明朗的喜剧色彩。情节模式上，不避类型化处理，尊重民众知识和审美趣味的相对模式化、定型化，力图在老套子中演绎新的人情故事和时代风云。 广东影视其实走着一条贯通艺术、娱乐和主旋律三者关系的路子。形式上是通俗的，内容上是严肃的，协调的途径是艺术性的追求。任何一部作品，你都可以视之为通俗情节剧，但同时也可以以主旋律的标准去估量它。从而，在政府行为、市场选择、艺术法则和社会诉求之间，取得了相对平衡，在时代精神、主旋律要求、艺术属性和审美召唤之间，找到一种“暗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