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的这一时期，对于中国历史来说，不仅是公元纪年意义上的世纪转折，同时也是经过20世纪一百年艰难求索以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世纪转折，因此，处在这一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既是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同时也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来观察和阐释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化来理解和分析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语境。意识形态的多元走向、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潮流、文化／艺术的启蒙倾向，以及社会／心理的个性化趋势构成70年代末期直至80年代后期这一阶段的主导特征。而从80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执政集团通过机制修复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强化，加固了政治的一体化体系；另一方面已经形成惯性运作的经济的国际化和市场化，又使市场经济逻辑渗透和影响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政治一体化要求与经济市场化趋势相互缠绕、制约，并逐渐完成了从相互矛盾到相互协作的转化。与此相关，中国民众本世纪以来经久不衰的政治热情开始淡化，功利和实用观念日渐成为民间主导意识。与此同时，本来就受到了创伤性狙击的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和启蒙理想基本失去了社会基础和文化效果，人文知识分子原来的社会角色和文化立场出现了分化和转换，一部分人自觉融入政治一体化机制，另一部分人则进入市场运作机制，文化启蒙作为一种“第三角色”被边缘化，甚至被压抑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样一种社会／历史状态，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也作为一种“力量”，直接控制、作用、影响着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影视文化，为这一时期中国影视文化留下了鲜明的“时间性”印迹。因而，处在这一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既与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后期的中国影视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也有着相当明显的变化和区别，作为这一时期的文化遗产，后来者将从这一时期的影视现象中意识到中国影视文化是如何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工业机制／知识分子立场之间的张力场中审慎而艰难地确定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策略的，无论是历史的局限或是历史的得天独厚都将在这些影视文本中得到一份“真实”的记录，即便或者只是真实的“症候”的记录。 一、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主流倾向 回顾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影视文化，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主旋律”意识的不断升温，“五个一工程”对影视创作的引导性作用日益扩大，意识形态标准在电视“飞天奖”和电影“金鸡奖”、政府“华表奖”评选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热和各种英雄模范、好人好事题材热方兴未艾，广电部重点国产影片成批推出……，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影视文化的一道道风景。与前一时期各种政治观念、文化形态、道德思想以及美学流派的喧哗和骚动明显不同，相对整一化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强化是这一时期中国影视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 这一影视文化局面的出现是与国家政权强化了对影视文化的调控力度直接相关的。9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一些矛盾的加剧，西方国家外部压力的增强，启蒙文化解构了原有政治理想、信念以及道德传统而形成的价值真空，市场化与既存体制之间的裂缝所带来的“腐化”现象的加重，同时也由于商品经济对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冲击，都对中国既成的政治／道德秩序形成了挑战。所以，从1989年召开第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以来，中央越来越强调政治体制的稳定和政治权威的维护，政治觉悟、大局观、稳定意识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199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这表明，执政党对文化发展的指导性和支配性再次获得了强化。在加强了对文化艺术事业的总体调控的同时，国家政权也加强了对影视文化的具体规范。90年代以后，执政机构对影视文化巨大的传播覆盖面和感性的传播渗透能力越来越重视。黄金时间电视节目的“主旋律”化、正面宣传为主、鼓励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淡化海外境外节目、保护中央电视台的中央权威地位、加强电影剧本的审批和电影生产的规划、制定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国家和电影管理机构先后颁布《电影管理条例》等法规等，都是国家政权加强影视文化调控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处在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不仅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或者文化生产工业，更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正是这一社会语境，明显地强化了这一时期中国影视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 这种倾向的直接体现就是“主旋律”影视创作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创作现象。首先，革命历史题材、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的数量和规模都发展迅速。 1991 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 周年、 199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形成了两个高潮，八一电影制片厂先后推出的《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8部16集）， 李前宽、肖桂云执导的《开国大典》、《重庆谈判》，丁荫楠执导的《周恩来》等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些影视作品以其得天独厚的题材优势、举世罕见的制作规模以及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将视野投向今天正直接承传着的那段创世纪的辉煌历史和今天还记忆着的那些创世纪的伟人。历史在这里成为一种现实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以其权威性确证着现实秩序的必然和合理，加强人们对曾经创造过历史奇迹的政治集团和信仰的信任和信心。……主流政治期待着这些影片以其想象的在场性发挥历史教科书和政治教科书无法比拟的意识形态功能。”〔1〕其次， 古典和近代历史题材大量增加。有的是历史人物题材，如孔子、李时珍等人的传记作品，有的是历史事件题材，如《北洋水师》等，还有的是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题材，其中的代表作品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大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水浒》、《东周列国》等，这些作品都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宣传中国历史、表达爱国主义精神为基本视角，用中国文化的历时性辉煌来对抗西方文化的共时性威胁，用以秩序、团体为本位的东方伦理精神的忍辱负重来对抗以个性、个体为本位的西方人文观念的自我扩张，用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行径来暗示西方国家对现代中国的虎视眈眈，用爱国主义的历史虚构来加强国家主义的现实意识，历史的书写被巧妙地转化为对现实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支撑和承传。第三，出现了一大批以政治性事件和英雄人物为创作题材的影视作品。如以共产党优秀干部为题材的《焦裕禄》、《孔繁森》，以各行各业模范典型为题材的影片《蒋筑英》、《军嫂》等，它们都将人物置身于艰难困境之中，叙述他们那种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的政治信念、道德品质、价值观念，试图将他们塑造为当代社会的政治和道德榜样，以说服和引导观众认同现实秩序和自我的社会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