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先锋》中，南方像教师队伍里的一匹黑马。她文雅，却又充满锐气，思想活跃，思维突破窠臼。在循规蹈距、按部就班的教育体系中，她是一个横冲直撞的“异数”，按照自己理解的教育本旨，反叛着当前教育中的许多陈规陋习。 冲突，于是必不可免。 围绕着刘少勇、戴祖玲、郭路成、朱小、张端、陈小文、黄浦等学生的培养教育，南方与以汪主任、夏老师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力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教育方式的冲突，更有教育意识、教育目的的冲突，《校园先锋》由此展开矛盾，触及了变革社会中教育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一） 南方的反叛性使她成为教育变革因素的代表。这是一个崭新的教师形象，她用自己的心灵与激情去体验教育，实践教育，用富有创造性、人格化与个性化的理念诠释教育。可能许多人曾经梦想在少年时期碰到这样一个老师，把自己当作有血有肉的“这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中的一个；给予自己知识的同时，更能给予富有人生智慧的引导和心灵与精神的启迪。 南方概念中的“教育”，显然超越了知识的层面，而充满了一种人的灵动。她鼓励学生挑课文《汉堡港的变迁》中的错误，告诫学生不要迷信课文、迷信老师、迷信权威，凡事要在独立思考之后决定接受与否；带着学生去阳台感受、观察自然的风与阳光的样子，而不是照着书本背作文，写文章要写出心灵的感悟与触动；组织学生讨论早自习在高考冲刺、学生整天熬夜时的必要与否，鼓励学生参与对自己生活和学习的管理，服从科学而不是秩序的要求；对待陈小文的轻生与郭路成偷试卷的错误，她采用不同的方法开导、批评及等待，把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放在首位，没有简单的划分好与坏了事……这一切不仅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而且被视为大逆不道。汪主任认为这是南方在挑动学生故意生事。特别当别的老师都在加班加点，印试卷忙考试，全力以赴应付高考时，南方几乎被视为一个秩序的破坏者。在短短半年时间里，连续发生了“广播风波”、“天鹅事件”、“偷窃试卷事件”、“保送名额风波”等。南方与汪主任对这些事件处理的态度与方式直接对立，并在“保送名额风波”中达到顶峰。汪主任对南方鼓励学生放弃保送上大学的机会百思也不能理解，“简直不知道她到底想干什么”。在他看来，这是十年寒窗的最高报偿；而南方却认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与健康的竞争意识对孩子未来的成长更为重要。 说到底，这一切矛盾冲突，归根结底是由两种不同的教育价值取向造成的。南方的着眼点是“人”及人的个性，而汪主任只要对学生的高考分数负责，他们都在恪守自己的教育准则。从这一点来说，南方不管碰到的是汪主任、刘主任还是李主任，都会产生同样的冲突，因为南方的教育价值理念直接挑战现行的教育制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初考、中考、高考，每一阶段读书是为了通过极其严格的筛选，以有机会跻身更高的阶段读书，这是一段马拉松式的淘汰赛，终极目标是高考，这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的主旋律。考试这个植根于我国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并已渗透到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教育评价手段，当被赋予选拔人才这具体而实际的社会目标时，由于利益的牵引，而被各种社会驱动力推向极致，使考试这个手段变成了目的，学生学习只为考试。惨白的面孔、沉重的书包、满满的课程表、做不完的试卷和孱弱的身体成为这种教育的标志。“人”消失了，凸现出来的是分数和由分数代表的人，——比如郭路成偷试卷得高分要评三好；朱小分数低，就要遭受英语老师的鄙薄。如果追溯下去，这种教育制度在一千三百年前就开始存在了，只不过“四书五经”换成了“数理化”。吃着汉堡包、听着迈克尔·杰克逊、打着“的”去偷天鹅放生的黄浦、刘少勇们，也不得不跟他们的先祖一样，苦“练”过关。南方想替他们找回在这样的教育下失落的东西，这的确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二） 这可能是一个悖论。因为南方热情、年轻、锐气，她带来了新的教育思想并义无反顾的实践着它；也正因为她的年轻、热情、锐气，她不在乎也忽略着她要面对的环境。同样一个可能的悖论是，分数与成绩是南方并不看重并且不认为可以完全评价一个学生的唯一标准，但偏偏要由分数和成绩来衡量南方自己的业务与教学成绩。 她仍然超脱不了分数，尽管她平时可以去与汪主任理论是非。当汤校长把标着警示的黄旗挂到高三·八班，取下优秀班集体的奖状时，他对他赏识的南方说：“这是游戏规则，总得要遵守。” 这个游戏规则并非汪主任的或汤校长的，它是环境的游戏规则。汤校长要遵守，因为上级部门只要升学率，升学率带来有关学校的一切利益：重点校的地位、教育经费、老师的住房、工资、学生的缩舍、学校的环境……；汪主任要遵守，因为在其位谋其政；陈小文的父亲要遵守，因为上不了大学，孩子就领不到进入社会的通行证，以后找工作、涨工资、分房子等等这些稀缺资源都成问题，他要为孩子的前途考虑。 其实，这个游戏规则虽然由高考这个人才选拔的方式来体现，但制造者，却是不正常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评价机制。朱小落榜了，他还要重读。尽管他可以选择去做一个工人或者其它职业，但在流传了几千年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中，做工人为人不耻，低人一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人”这个下九流的地位逐渐高了起来，但一个人假若有经商的潜质，但它还没有成为一种实际并可以用赚的足够多的钱来衡量时，会有哪个老师鼓励你发展它，会有哪个单位因为这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录用你呢？许多地方无论找工作还是晋级，都根据文凭高低分成三、六、九等，在“学历主义”中心的社会里，人事制度、用工制度、奖励制度共同造成社会评价机制的倾斜。反射到教育上，就造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情状。 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南方能走多远？当她的规则与环境的规则冲突时，她有选择的余地吗？其实，无论课堂迁移还是早自习风波，都像一辆车在行驶时偶尔超超速等违反一些交通规则一样，但如果到了急转弯时，车不拐，结果只有一个，车毁人亡。南方接受了这个黄旗，她只能用这种方式对学生目前的前途负责，——尽管这是她不情愿、不赞同的方式。最后她明白，她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戴着镣铐跳舞”，“如来佛手心里闹革命”。南方最后被停职了，这虽然由张端摔断腿，张端的母亲恰好又是局长这些偶然因素引起的，但偶然中却包含着必然。不是张端的母亲，也可能会有别的家长找来，在距离高考××天的牌匾之下，南方的结局实际上早已注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