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叙事对象，因为叙事主体的不同追求而形态各异。著名历史小说作家高阳先生的洋洋七大册《胡雪岩全传》随着涌动的商潮登陆，国内拍摄的23集电视连续剧《胡雪岩》也与观众见面。本文拟将高阳的小说与电视剧《胡雪岩》做一比较，对二者的叙事策略与蕴含其间的话语精神加以分析研究。 （一） 高阳先生的作品是首先在报刊上连载，然后结集出版的。正因为这样，高阳所采取的叙事策略便是以愉悦为主导因素，线性因果性情节为基本叙事形态。适应新闻真实性要求，他对历史的叙述采用的是重构历史真实的手段。 我们知道，正史对胡雪岩的记录极为吝啬，而人们所知晓的胡雪岩是带有了很强的传奇色彩的，走传奇化的道路，对历史加以戏说，未始不是赢得受众的一种有效选择，戏说的游戏感，可以使受众在文本的接受过程中轻松愉快，符合大众接受的“快乐原则”。不过，历史知识的丰富，使高阳摒弃了那种纯游戏性的选择，而走了一条重构历史真实的险路。事实上，历史的真实具有不可重复性，任何对于历史真实的探索都无不打上探险者的主观烙印，任何历史，说到底，都是一部“当代史”。高阳对于清史的思考也不能例外。以小说的方式重构当时的具体生活画面，就更谈不上刻板的历史事实的真实。就是说，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尤其是那些细节，大多是虚构的，诸如古应春、汪惟贤、宓本常、唐子韶、朱宝如等，都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人物，是子虚乌有者，但作家创造出这些人物来，是为了充分展开胡雪岩的历史活动空间，以创造出一个鲜活生动的人物来。既然要重构历史真实，这部历史就是一部创作者心中的历史，作品中的历史真实也仅是一种本文的真实，关键就在于作家有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文本的真实来，而不是完全恢复历史的原貌。问题是如何实现文本的真实？高阳的策略是，①巧妙地将一些有记载的历史人物，事件、嵌入叙事之中，以造成一种想象的真实。李鸿章和左宗棠自不必说，因为胡雪岩的命运沉浮与他们二人的明争暗斗紧密相关，此外，慈禧太后，李莲英、沈葆贞、恭亲王、文煜、一干历史人物都在作品中亮相，左宗棠平洪杨，征伊犁、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洋务运动等历史事件也昭示了一种真实感。②叙事时空的真实氛围的营造。时间上，较多地运用了确切的时间制度，如胡雪岩生卒年限，他平生活动中每一个事件与著名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的具体关联，比如在最后一次商借外债时，办理的中途恰逢东太后驾崩，因而多所曲折，这些时间都非常具体、精确。空间上，北京、天津、上海、杭州这些大地点的真实自无须说，连上海市的各条道路原来叫什么名字，后来道路不断扩展，新名字又是如何起的，胡雪岩是在哪条路上进行了什么活动，都交代得很准确，直让人以为作者所叙的这一事件是在史书上有记录的。罗四小姐炒地产，时间、地点也都交代得很精确。③事件的因果叙事序列逻辑严密，出乎意料之外，合乎情理之中，编织得没有漏洞，细密复杂，柳暗花明，使人不断产生“发现”的惊喜。当然，作为一种报刊连载小说，一部《胡雪岩全传》写了10年，这使作者无法细致地在结构上加以巧妙安排，在写作的过程中时常可能突然萌发出一个新念头，头脑中蹦出一个新的人物，新的情节，而前面的部分已经发表，不可能在前面的部分再补充作一暗示，交代，以起到草蛇灰线，巧妙照应的效果，所以，高阳笔下的人物往往在需要时，便突然蹦了出来。比如小说最后写到胡雪岩破产，罗四太太乘未封查之时将几件宝贝寄送出去，此时忽然又冒出了一个胡雪岩亲戚——朱宝如夫妇，这对夫妇作为一个叙事符号，其功能就是把罗四太太的复辟梦彻底粉碎，逼她走上绝路，完成叙事的全过程。应该说，实现文本真实，重构历史真实的目的，高阳是达到了，问题是，①作者为什么苦苦追求这种真实感，难道仅仅是为了趋附新闻的真实性要求吗？②这样冒险，他是如何达到大众文化“快乐原则”的要求的？ 我们先把第一个问题搁置一下，因为对于第二个问题探讨，有助于第一个问题的解决。 也许人们会说，新闻是人们最关心的，与人们的命运密切相关的，而历史则像发黄的日历，隔日的黄花，但事实上，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事件永远不会发黄，相反，它转化为一种知识，加入文化的积淀进程中。一旦某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性事件被作者揭示出来，读者在阅读中就会产生一种新发现的愉快，它有类新闻事件给读者的愉悦感，是一种新认知的愉悦，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高阳在作品中到处穿插了这类鲜为人知或曾被人错误认知的历史人物、事件，从而不断地造成读者接受的兴奋。例如关于清庭中的秘史，上海的发展史等等，都是令读者充满兴趣的知识。自然，小说不是历史教科书，历史知识的嵌入要有一个度，过于密集的知识信息，会造成接受的疲惫，所以，实现“快乐原则”的更为有效的策略是，把历史掌故化，趣味化。高阳作品的可读性由此而来。他笔下的历史事件，不是干巴巴的事件轮廓，而是生趣盎然的历史掌故。例如，说起李鸿章来，就讲到了李鸿章的母亲乘轿子时暴露了一双大脚的逸事，谈到沈葆桢，又扯起了他做山东巡抚时处死小德子，暴尸三日的事，由此伸及他在官场上的沉浮，还有诸如朝鲜内乱与中日磨擦，越南事变与“黑旗军”，与战和两派的矛盾等等，讲得有声有色，使人大开眼界。再次，情节设置上的因果线性关联，也是实现“快乐原则”的一个有效手段。主线上从头至尾，顺序道来，许多支线不断插入，但并不改变主线的流向，而是丰富了表达的内容。细节丰富，连缀得自然流畅，没有断裂之处，使阅读不至发生阻断，进一步加强了阅读的愉悦。最后，作为商业性操作不能免俗处，是爱欲调味品的加入。胡雪岩与罗四太太的婚恋经过是作品叙写较细的一笔，此外，还有胡雪岩误中月如的美人计一节及破产后在上海偶遇知音一节，胡雪岩为古应春物色小妾瑞香一节，也都相对写得较细，不过，高阳遵循“道德原则”，将读者的欲念对象进行了道德化的改写，使之符合理性的“自我”的要求。罗四太太进入胡家，原因是胡太太体弱多病，不能照料胡老太太，且罗四与胡雪岩早年即已曾相好过，瑞香被古应春收纳为妾，是因为七姑病瘫，即便胡雪岩收养“十二金钗”，也找了个难以圆通的理由，力图使之道德化。从中可以看出，古代士大夫的大男子主义心态与现代西方的“性解放”思想相结合，在作者头脑中所造成的独特婚恋观。然而，不管如何，爱欲的成分在作品中占的比重非常小，且作者努力将这些成分道德化了。“十二金钗”也不过仅提到一句而已。这样，游戏就在“本我”与“自我”之间，在“欲望”和“道德”两个临界点之内实现了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