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叙述视角的当代性

      在当今电视剧创作日趋多元范式的新格局里，流行着一种回避深度、回避崇高的平面化叙述方式，诸如戏说历史、疏离现实，皆成了趋之若鹜的时髦。作为对此类“时髦病”的反拨，人们看到，紧扣着中国工业重镇的时代脉搏而获得鲜活灵感的两部长篇电视剧脱颖而出。以曾于50、60年代声名显赫的北方重型机械厂为背景，抒写在大变革洪流中工人阶级锐意求变、励志图新时代风采的《车间主任》（20集，张宏森编剧，巴特尔导演），以素有“东方鲁尔”之称的沈阳市一家大型机床厂为背景，展示经济转型期新一代企业改革家知危奋起、再振雄风的时代步履的《选择》（25集，谈歌、黄净伟编剧，黄净伟导演），它们共同的创作特点是：不浮躁，不矫饰，敢于直面现实，揭示国有大型企业深化改革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着力探求叙述视角的当代性。它们的意义，绝不只是一、二部艺术作品的突破、更重要的是深刻地体现了时代变革对艺术创作的召唤，还标志着我们的艺术家不随波逐流而遵循现实主义美学精神所开拓的新生面。

      作为一种美学精神，现实主义从来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总是紧随着时代生活的演进而呈现出不断更新的特质。在90年代以“世俗梦想”为主导的大众文化语境里，敢于坚持现实主义美学法则而探求叙述视角的当代性，无疑是提出了一个颇具挑战意味的命题。《车间主任》和《选择》的难能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创作者敢于拥抱大变革热浪滚滚的现实，敢于选择重工业这一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重量级”题材来攻坚，与时代同步地去发掘现实矛盾及其变化，去发现濡染着时代风采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尽管还不能说这两部作品已臻于至善至美，但这种敢为风气先的探索及其艺术形象创造，很自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关注点之一：叙述视角的当代性，必然伴随着与时代同步地对现实关系及其变化在新的深度上的开掘，它要求创作者持久地浸泡于现实生活，从而获得对生活的真知灼见、真情实感，进而去构筑艺术叙述的总体框架。可以说，这正是创作者主体与时代精神遇合的结晶。《车间主任》的叙述笔触是凝重、灼热而充盈着时代的悲壮情怀的，侧重透过“车间主任”这一现代工业的底层空间，将车间主任段启明及其钢铁般的工人群体推到矛盾的焦点上，如剥茧抽丝般一层层揭示了“北重”作为国有大型企业在经济体制转型中所遭到的艰难、窘迫和巨大冲击，并有力地昭示出，正是段启明及其坚韧不拔的工人群体，才是推动“北重”在市场经济的新格局中再度崛起的中坚力量。该剧叙事的独特性及其深度恰恰在于，创作者善于将企业改革的现实矛盾，交融于以段启明为核心的这个工人群体的当下生存处境以及诸般人际关系的变动之中，诸如性格刚毅、敢冲敢拚仍葆有当年军旅之勇的工段长耿海，如技术过硬、视产品质量如同生命的维修工程全，如青春韶华、1500万个焊点无一疵点的女电焊工肖岚，如爱厂如家、工伤后仍坚持岗位直到病逝的老工人刘义山，甚至如一度失足、其后在艰难的反省中重新寻回做一个工人尊严的李万全等等，他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无不与企业改革的进退切身相关，他们每一个人无不经历着并承担着从旧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催生的阵痛。生存的压力，爱情与婚姻的曲折或悲剧性变故（如程全倾心爱恋的纯情女工郭燕燕被迫致死），还有自我的精神压抑，凡此种种，于散点铺陈中凝聚为一种叙事的内在张力，生动地呈现出工人劳动者处变不惊、无怨无悔的崇高精神境界，刻画出工人劳动者顾全改革大局而负重前行的铮铮铁骨，讴歌了工人劳动者的阶级本色及其朴素的人性美、人情美。该剧年轻的编剧张宏森，作为工人之子，对工人阶级的当下生存状况抱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忧患意识，曾自山东远赴东北富拉尔基大型工业基地深入生活，在车间、工段和班组，与工人师傅一起摸爬滚打，将企业改革的历史进程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由是获得创作冲动与灵感，并找到了以“车间”为叙事支点的形象布局，赋予电视剧艺术叙事在现实深度上重构的魅力。

      《选择》的叙事切入点有所不同，不是写企业的基层，而是侧重透过企业“上层”——即大阳机床厂领导班子在改革中经受的考验和锤炼，将叙述视野引向更宏阔的现实空间，如大阳厂作为国有大厂与新兴的乡镇企业东风厂之间的竞争，再如开发WT机床新产品并与国际市场接轨而赋予企业以新的生机。新的切点、新的视野，带来新的艺术难度。该剧创作者敢于鲜明地高张理想的风帆，鲜明地推崇精神人格的崇高，其叙述笔致严峻、质朴并追求恢宏的史诗气度。该剧没有沿袭以往工业题材作品“主题先行”流于大而无当的模式，也不局限于浮面式摹写困境、罗列问题的做法，而是力图站在时代的高度，从一种体制的深刻转型、一种思潮的强劲冲击来发掘现实矛盾的深度，从而雄辩地揭示出时代变革的历史必然，以及一代人在以艰难而悲壮的历史行进中实践着并完成着现代人格的重构。剧中以临危受命的新任厂长刘志明、党委书记蔡阳和总工程师陈英杰等为代表的大阳厂领导班子为叙事轴心，写了他们面对市场激烈的竞争以及国有企业体制的转轨，坚定地与在改革实践中不惜作出重大牺牲的工人群众（如女工李敏为争取订货合同拯救工厂而成了屈辱的“新娘”）拧成一股绳，又通过开发新技术、新产品，联合曾是竞争对手的东风厂组成机床生产集团，终于一步步克服了企业内、外部的种种危机，同时还克服了企业改革家自身的心理危机（如厂长刘志明扬弃“曲线晋升”的私心而为工厂再铸辉煌奉献一切，实现了人格的升华）。由是所描绘、所透示出的正是我们改革时代之魂，我们民族工业振兴之路，以及我们民族现代人格的锻造和重构。《选择》所形象地揭示的主题，无疑具有一定的时代深度。由一滴水珠可以折射出太阳的七彩斑斓，站在时代改革潮头的实践家刘志明们，以自觉的历史抉择，为我们呈现出一派改革必胜的希望、一派拥抱理想的辉光。这和某些以逃避理想、摹写现实表象为自足的作品，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该剧作者谈歌，以写《大厂》、《合资风波》等工业题材和工人阶级当下生存状态的小说力作而著称，他的眼力、胆识，他的扎扎实实的生活根底和形象积累，恰恰是决定这部电视剧实现深度开掘的前提。

      关注点之二：当代性叙述视角的选择和确立，是与时代同步的当代性思考的必然产物。这在电视剧的谋篇布局里，主要是熔铸于体理着时代精神亮色的新人形象的刻画上的。创作者的理想、价值判断和人文关怀，也必然是通过人物命运和形象的辩证法来实现的。《车间主任》和《选择》这两部难得的力作，其艺术形象结构是建立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战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上的，不妨说是在社会热点上的聚焦。推进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社会热点，不仅关系到中国工人的生活与命运，也是对现代中国人命运的挑战，势将深刻地改变我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乃至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这两部电视剧，都是写有主角的工人群像组合，写得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在形象结构的总体上升腾出一种久所罕见的中国工业史诗的气势和阳刚之美。在《车间主任》里，站在生产第一线的车间主任段启明（由王荣奎饰演），是全剧用墨最浓、刻画得也最见深度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艺术典型。他既是企业改革的基层领导者，又是企业改革的具体实践者，但改革之始步履维艰，“北重”昔日的辉煌早已随风而去，旧的产业机制和构架（包括旧有的习惯势力）难以承受新兴市场的压力，现实的诸般矛盾纷至沓来，压在他肩头的担子可谓不堪其沉重。但创作者并未赋予他什么超凡的能力或英雄的壮举，而只是遵照生活的、形象的辩证法，既不人为拔高，质朴地描写了他的“有所为”；同时，又带着几分郁郁而悲壮的色调描写了他的“有所不能为”。由此交错地呈现出段启明这一在时代变革的大潮中被考验、被塑造的新一代工人改革者虎虎有生气的性格。他的“有所为”，体现于他在义无反顽地支持将产品打向市场以实现企业转轨上的果断、刚强和内在的坚定性，当改革的领航人张一平厂长遭受诬陷、车间濒临停产危局，又是他发动工人签名向检察院送上申诉材料并澄清真相，终于迎回张厂长，推动工厂招商招标、再度振兴。这里特别应提到，段启明和父亲段世民之间的思想冲突，父亲曾当过车间主任又是“老劳模”，退休后仍心系工厂，但却因观念守旧，一度被裹挟进了“倒张风潮”。这场父与子较量的插曲，既富于生活情趣，又相当生动地烘托出主人公段启明身上迥然不同于父一辈的时代亮色。再看他的“有所不能为”，他眼睁睁面对车间和周遭发生的种种社会不公和不幸事件，却每每陷于无可奈何的境地。譬如优秀的维修工程全，因无力对抗受到特权势力庇护的恶徒杨子江，曾两度受屈系狱，心爱的姑娘郭燕燕更被迫惨死，他终于在绝望中离弃车间而去，而段启明虽心痛如割却也无力唤回东风，徒对车间四壁。再如老工人李万全的一度先足之恨，工段长耿海婚姻破裂之苦，女电焊工肖岚爱情被玷污之辱，刘师傅积劳辞世之悲，青工“小鼻涕”难申正义之屈，凡此种种无不在段启明心灵上投入阴影而挥之不去；甚至在他自己家庭里，由于领养二十余年的儿子小亮突然被其由贫致富的生父认走，随后又远赴美国留学，一时间家事、亲情也搅得他六神无主。这样一些或聚或散的艺术笔墨，带着各自不同的现实的、人性的意蕴，从不同侧面烘托着也深化了主人公段启明“这一个”具有内在人性的丰富性和坚实性的新人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