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我们就能对费穆此后的拍片路线作出合理的解释。 《狼山喋血记》是继《天伦》之后的又一部引人注目的影片。只不过，在电影史书中，《狼山喋血记》与《天伦》毁誉不一。《天伦》被看成是一部思想倒退乃至“反动”的影片；而《狼山喋血记》则被看成是一部思想先进的爱国主义的影片，是费穆的创作道路上又一个闪光点。其实，《狼山喋血记》与《天伦》有两点重要的相通之处。一、《天伦》是向传统的教化电影的妥协；而《狼山喋血记》则是向现代的宣传电影的妥协，都是时世所迫，不得不为。二、《天伦》固然是以儒家的传统思想为主旨，而《狼山喋血记》亦正是传统儒家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圣人精神”的表现。也就是说，《狼山喋血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建立在儒家精神基础之上的。“国防电影”号召的发出，是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对民族危亡的敏感及责任感、使命感的集中表现，而费穆这位“倒退的”、“落伍的”纯粹的艺术家之所以能出人意料地再次突然转折、并且先行一步，其原因恰恰在于他“先天下之忧”的儒学精神。而这种精神与《天伦》的精神是一致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费穆这样的摩登圣人？ 所以，在当时政府尚不主张公开宣扬抗日情绪和思想，上海租界不敢或不愿惹起事端之背景下，费穆却挺身而出，以寓言的方式讲述“人人都明白”的打狼、抗战主张。进而又在《联华交响曲·春闺断梦》这个短片中，以哑剧的形式〔55〕明确地表达了抗战宣传的主题。此后的影片如《北战场精忠录》（纪录片1937）、《世界儿女》（故事片1941）等，仍是这一主题的继续。而《斩经堂》（1937）、《孔夫子》（1940）、《古中国之歌·朱仙镇》（1941）等影片则可以说是这一主题的间接、隐晦的表达。费穆的爱国精神及志士气节还表现在他宁可放弃电影创作也不与日本侵略者合作这一事件上。这种爱国的敏感与良知、血性与风骨，受到了当时及后世的一致的敬仰与好评。与之相比，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人的文学”的首写者周作人在抗日战争中的人生选择就令人遗憾、愤恨，同时也发人深省，周作人当了汉奸，而费穆则始终是爱国志士，这或许正是纯粹的个人主义者与摩登圣人之间的差异。由此我们不但可以看到费穆的可贵之处，亦可以看到儒家精神及文化保守主义的积极意义——尤其在当时那种“救亡主题”压倒“启蒙主题”的非常时刻。 费穆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天伦》的英译名为“The Song of China”即“中国之歌”， 可见是将国家意识与传统伦理文化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给古老而又灾难深重的中国，再塑理想人格及其道德精神和伦理梦想。片中的“天伦之歌”可以看成是作者的“中国之歌”的异名。自《天伦》之后，费穆的电影少有“叛逆的呐喊”而只有“抗战的宣传”、“爱国的呼吁”及“善士的说法”。 费穆参与周信芳主演的京剧《斩经堂》的拍摄，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纪录了周信芳的京剧艺术，给旧戏以新的生命；也不仅在于是费穆真正开始深入接触京剧艺术，从而导致了他的艺术上的变化；而且在于《斩经堂》是“华安公司”接办“联华”后计划拍摄的“一套《麒麟乐府》的第一部”，〔56〕这可以说是电影界的再一次“整理国故”，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进而，对这部讲述西汉末王莽篡权时代的吴汉杀妻的故事的京剧，没有材料表明费穆这位艺术指导对它的违背人道精神的思想主题有过质疑——剧中的吴汉奉母命、报父仇、投明君（刘秀），而杀害仇人之女、自己的爱妻。对此，当然可以解释为（1）原剧如此（一向如此），不好改变；（2）为“大义”而“灭亲（杀妻）”可以间接地鼓动人们的抗日勇气与决心。但也可以解释为（3）此时的费穆，在伦理与情欲的冲突中，取其伦理精神而压抑个人的情感与欲望，而这正是儒家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 总之，从《天伦》到《孔夫子》，从“中国之歌”到《古中国之歌》，从《斩经堂》到《生死恨》，可以说是费穆艺术生涯中的一次漫长的“文化寻根”。这一独特的心路历程，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费穆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倾向和精神价值选择，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 原因之一，是一种文化遗传。儒家学说显然是中国文化遗传中的最重要的基因。费穆年轻时读经的经历（凌鹤的《费穆论》中提起过）无疑是促使这一基因繁衍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当时的文化背景及环境显然对费穆有多方面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发展至整理国故，可以说是一种深入，而且这一深入很自然地形成了对当初“彻底反封建”即打倒孔家店、绝对反儒学、将脏水连孩子一同泼掉的过激思想的一种反思。这对于费穆及其他温和、明智的知识分子无疑有重要的影响。换一种角度看，又可以说是费穆等人的一种自觉的选择。 原因之二，是现代西方的人道主义与古老的东方的儒家学说有某种相通之处。如“博爱”与“仁义”之间，就有互诠的可能。过去我们只看到了人道主义与儒家学说的差异，不仅是东西方有差异，也被看成是传统与现代的差异，还被看成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当然是存在的，并且是本质性的——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这其实也正是费穆及许多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精神价值选择的一大奥妙。正因为人道主义与儒家的仁者爱人学说之间有一种亲缘关系，都是对人类的道德理想进行规范，才会使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读懂”及接受了西来的人道主义。不排斥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人道主义一直存在的一种“误读”，但正是由于这种误读，促使了人道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以及被接纳和奉行。而这种“取其中而用之”的中庸之道式的人道主义与儒家学说的混合体，一旦面临现实环境的变异，就会出现费穆式的转变：由人道主义为主体变为以儒家精神为主体，由“摩登”而“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