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影坛上，费穆无疑是当时众多电影导演中极为引人注目的一个。近20年时间里，他或编或导的一共拍摄了差不多20部影片。从这些影片中，充分显示出费穆鲜明而独特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表明他是一位与众不同，自成一家的艺术家。 费穆又是当时争议最多的一名电影导演。有的说他象“谜”，不为人知，难以捉摸；有的视其为“怪”，不循常规，标新立异；或赞之曰革命者，或疑其是卫道士；各执一词，褒贬不一。后来这种争议不仅没有停止，而且随着时代变化又有所发展。五六十年代，对费穆基本上采取的是贬抑态度，“灰暗”、“消极”成为那个时代评价费穆电影的权威用语。80年代，《小城之春》的复映，使许多人犹如发现新大陆，费穆重又引起国内外电影界广泛的注意和兴趣。一些有识之士感到有必要对费穆进行重新认识，于是费穆及其电影成为电影史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人们给予费穆以很高评价，普遍认为他是中国三四十年代卓有才华的艺术家，称赞其代表作《小城之春》是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甚至提出此影片揭开了中国现代电影的序幕，对费穆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及其贡献作了充分肯定。对此，费穆先生生前无论如何也是不会想到的。 要使费穆研究能够进一步深入，应当不断拓展新思路，运用新方法。而作为独特的电影现象，费穆及其创作是一种历史存在，又必须尊重已有的事实。因此，只有从具体的研究对象出发，对费穆的生活道路、思想倾向、创作实践以及艺术理想进行新的思考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电影史上的费穆有更为完整的了解和认识，从而作出比较合乎实际的判断和评价。 一 1933年《城市之夜》公映后，有位记者采访费穆，记录了费穆对当时时局变化的看法。他说：“我们青年能生在这伟大的时代中，是值得我们十分夸耀的。”他为自己“亲身沐浴在狂风暴雨的时代中”，能够“亲眼看到这旧的毁灭和新的生长”而感到由衷的喜悦与自豪。他断言：“没有人可以推进时代，只是随着时代进展”，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大革命时期中“捡瓦片儿的”、“摇旗呐喊的人”。〔1〕 这一人生自白，是了解费穆思想的钥匙。它既充满着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又包含了对人生的独特见解，热情洋溢而又头脑冷静。费穆时年28，与当时某些以“革命”为时尚的浮躁青年实属不同。这一思想影响了他后来的整个人生道路。在旧的毁灭和新的诞生的历史性变革中，他跟随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并为此摇旗呐喊尽其所能。他的一生，是那个时代正直的、进步的知识分子的一生。 20－40年代，是中国近代社会最为动荡多变的年代。这是费穆生活的主要时代背景，他经历了一次次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烈斗争。费穆早年生活并不安定，全家因父亲工作关系经常迁徙，也使得他读书时不得不常常由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转来转去，以致从小学到高中都没有获得过正式毕业文凭。18岁时，他踏入社会，独自谋生，开始品尝生活的艰辛。费穆天赋聪颖，悟性极高，据说6岁时随其舅父游虎丘归来，吟了“七里山塘街，骑驴到虎丘”之句〔2〕；后来又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当时有人说他有三多： 看书多，看事多，看影戏多。他学识渊博又勤于思考，不仅读了不少古籍，熟悉儒家学说，而且学习多门外语，对西方文化思想和艺术成就也并不陌生。这使他必然成为那个时代典型的智者型电影导演，然而与当时众多知识分子导演相比，他又既非所谓旧派，也不属于所谓新派，或者可以说是融两者为一体，兼而得之。这对费穆创作有着重要影响，其内容上艺术上的不同凡响，使他在当时中国影坛上独树一帜。 作为一个进步知识分子，费穆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忧患意识，同情穷苦人民的疾苦，憎恶社会的不平与黑暗。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他绝对是个清醒严峻的现实主义者，非常清楚地看到，生活的贫富悬殊造成了尖锐的阶级对立，当权者的堕落腐败带来了社会的黑暗。他在一篇短文中这样说过：电影圈的黑暗，是因为电影圈外的大圈子早已是黑漆一团，“黑暗中没有光明，是要将光明投入黑暗”。为此，他表示愿与大家一起，共同担负起“背起十字架来”的使命，企求光明的早日降临。〔3〕在这里，我们听到的不是基督徒式的忏悔， 而是对黑暗的诅咒，对光明的呼唤。这是贯串费穆整个电影创作的基本精神。 费穆的电影创作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战前、战时和战后。战前作品大多涉及人生、家庭和伦理问题，揭露和抨击现实社会对人民生活的压迫和对人们思想的毒害。抗战时期他歌颂团结抗争精神，赞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良品格，表达了国家危难之际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坚强不屈和爱国热情。抗战胜利之后，他渴望和平，追求幸福，然而却事与愿违，作品中交织着希望与失望的矛盾和苦闷。每个时期的创作，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表现了这位艺术家对当时国家安危和人民疾苦的关注和忧虑，表达了社会的普遍要求和人民共同心声，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颗怦然跳动着的赤子之心。 为了说明费穆电影创作的这个特点，有必要对其中一部分重要作品作些具体分析。1933年费穆导演的处女作《城市之夜》，是一部揭露都市罪恶的影片。大雨如注，给阔人的庭院平添了几分情趣，却使陋屋里的穷人无处栖身，影片以鲜明的贫富对比，提出了现实中存在的居住问题。一幅幅电影画面，生动表现工人女儿的悲苦和富翁儿子的堕落，把现代城市灯火通明掩盖下的黑暗与罪恶，揭露得入木三分。1936年编导的《狼山喋血记》借用村人打狼的故事，阐明了除恶务尽的生存道理。当时中国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魔爪的蹂躏，团结抗敌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影片洋溢着奋起抗争的激情，引起人们的联想，感到它是对时局的一种隐喻和象征。1941年拍摄的《世界儿女》，由费穆编剧，流亡上海的犹太艺术家贾克·佛兰克和露薏丝·佛兰克夫妇导演。这部影片尽管在场景、造型、表演上洋味十足，主题思想却很严肃，把青年男女之间的深厚友情，升华为同赴前线英勇抗敌的斗争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费穆与佛兰克夫妇的合作，本身就是一次支持正义斗争、反对法西斯侵略的行为。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抗日战争赢得了胜利，人民企盼和平宁静的生活。费穆把这种喜悦和要求，注入了《锦绣江山》的创作之中。这部影片筹拍于1946年秋，费穆自编自导，演员有王人美、沙莉、张翼和乔奇等，外景地选在苏州木渎。拍摄时，没有剧本，由费穆口授。剧情大致是叙述两兄弟因战争爆发而天各一方，抗战胜利后一家团聚，准备着手重建家园，过一种安定的生活。从不甚完整的故事中，不难看出费穆对和平生活的向往。由于时局日趋恶化，和平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内战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费穆无法体现他的主题，不得不几次修改剧本，三赴外景地，拍拍停停，结果终未成篇。在其后的《小城之春》中，费穆把自己的思想矛盾和内心苦闷，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他在香港办起龙马影片公司，第一部作品便是《江湖儿女》，因他一病不起，改由朱石麟导演。故事描写一个流落江湖的杂技团，在香港受尽欺压凌辱，欣闻人民革命胜利，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表达了对和平生活和新社会的向往。这部影片多少弥补了费穆几年前未能拍成《锦绣江山》而留下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