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你八年前拍完电影《商界》，就再没有拍片，听人说你接不到中意的本子绝不将就，不肯降低艺术创作水准，八年后重新出山拍《安居》，有什么新探讨？ 胡：这部影片与我原来的作品没有差多远，只是对自己原来的风格稍有调整。我从拍第一部影片到现在，基本状态就是倾向于写实，这是一种对生活比较贴近的创作状态。现在仍然采取这种方式。 一、反思城市 张：你原先的创作给我一种总体感觉是：影片隐含着一种内在而深远的情绪，这种情绪笼罩全片，看完之后还余音绕梁，让人难以脱离那种意味深长的氛围。 胡：这次我搞得稍平静一些，主观情绪没有那么浓烈。故事切入的是都市的老年题材。老年问题在全世界都是热门话题，人口老龄化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老年人的孤独意识应该说也是一个老话题，我搞这个老话题是想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状态，都市今天的生活状态联系起来，是想反映90年代中国都市人们的生存状态。现在我们的生活提高了，我们的科技水平提高了，我们的物质条件改善了，但是物质生活给人们精神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往往被忽略。我是想借用老年题材对这个问题给以关注。 张：这部影片通过对母子两人的生活矛盾，揭示了当下人们的精神需求和物质追求之间的矛盾。 胡：儿子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他为了挣钱，艰难地经营自己的小装修公司，若论孝心，他是个好儿子，但是好儿子没用，依然不能把母亲接回家住。 张：在儿子的行驶空间里，我们看到的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浮躁喧嚣，儿子驾车在众车争鸣和小贩叫卖的拥挤噪杂中行驶，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图景；在儿子的工作空间里，我们首先听到电锯凄厉地切割声和锤斧的砸击声，儿子和儿媳在忙碌着的工人中穿梭、指挥、叫喊，同时还要气急败坏地拨打电话追讨已经追讨好久的借款。在儿子的居住空间里，我们看到了现代的舒适和初步的富裕，可青年夫妻来不及相拥和温存，就已疲倦地倒头入睡……他哪有时间和精力陪伴母亲。 胡：母亲希望的不是富裕，而是希望随时看到儿子，她渴望的是母子亲情。这种东西随着科技的发达、人们生存方式的改变而被忽略，老太太需要的是这个东西，这不是儿子打个电话所能解决的。不是儿子给妈妈买个电视机所能解决的。企图用电视机、用优越的物质生活解决情感问题和孤独问题，说明着人的物化。老太太依赖着电视机在生活，却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老太太虽然不清楚，但是她感到了自己的情感需要，她在寻求某种东西，这一点在影片一开始我们就表现了。她想回到她的出生地农村去就是这个原因。她想到乡村找到这个东西，可回到家乡后仍然没有找到。她到乡村后，看到的是乡村的人在往城市涌，乡村几代同堂的家庭结构也没有了，乡村只有老年人和妇女在劳作，年轻人都去了城里。现在的乡村不是过去的乡村了。 张：《安居》是在反映90年代中国城乡的深刻变化背景上思考人们的生存问题的，原来的中国城市是四合院组成的城市，它的组成结构的实质依然是一种巨型的村子。既然是乡村，那么乡村社群中的人伦亲情就自然在四合院中存在着，延续着，不同的仅只是多一些繁华而已。改革使城市真正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城市中内在经济关系的变革，产业结构的变革使得城市原有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改革不仅变革了城市，也在变革着乡村，农业人口的减少，城市人口的增加成为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的发展必然，城市中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生活方式也必然影响乡村，田园温情甚至在乡村中也日趋淡薄。 胡：所以，老太太回到家乡后依然没有找到她要找的东西。在城市里，我们从大杂院搬进楼房，居住空间扩大了，无疑生活质量较原来有很大提高，但人与人之间疏离了，没有了大杂院中的那种亲密和交流。可能一个人搬进楼住了半年也不知道对门是干什么的。人与人顶多是一个家庭内部的交流，如果生活忙，连这种交流也会减少，你上班，他上学，晚上很晚才回家，吃完饭又要睡觉了。现在房地产商宣传他建造的小区和楼房有花园，这潜在说明着居住的人群需要另一种东西，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交流，精神的需要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我们的影片里，老太太没有这种交流。 张：所以《安居》这部影片从表面上看是个老年题材，实际上是在探讨人类在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紧张节奏中，人们的精神情感问题，它比一般的老年题材深化得多。 胡：是在探讨人在经济生活中的精神归宿问题，不过我们把它融进90年代都市文化的大视角中来观察。 张：你们塑造一个小保姆形象，是否表达了一种在紧张经济生活进程中，关注人伦情感的愿望？ 胡：的确，我们写小保姆侧重了她与老太太之间的感情联系。老太太一开始不接受儿子给她安排的任何小保姆，她不愿意被外来的人伺候，不愿意让小保姆代替她与儿了之间的骨肉亲情。她希望能与儿子生活在一起。我们摄制组里的年轻人都有这个体会，忙起来连给父母打个电话的功夫都没有。父母亲身边没人，只好找个保姆来照顾他们。经常回去陪伴父母亲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这部电影中的老太太就是这样。她也是在拒绝着小保姆，但是终于从小保姆身上感到了人的真情，俩人之间相互融洽了。 张：珊妹这个形象，也是对传统文化人伦亲情的呼唤和期待。珊妹心地善良，气质纯朴，她以源于善良的特有宽容，接纳着阿喜婆全部的脾气怪戾和偏执挑剔，这种完全包容于朴实的高尚境界，成为人与人消除隔阂、沟通理解的融化剂，珊妹几乎成为精神抚慰的象征。阿喜婆受其感动和感染，把自己的一生积蓄给珊妹，让她实现自己的梦想，并为儿子的生活和奔忙着想，自己去了养老院。阿喜婆与珊妹之间从隔阂到沟通的发展过程，突显着“相互扶持，不离不弃”的文化母题，这与当下激烈竞争、无情淘汰的现实情景形成鲜明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