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十进分类法对中国图书分类的影响及启示

      杜威十进分类法（DDC）于1876年发表，至今已有120年历史。在这120年里，DDC在世界上广为流传，目前DDC 已用30 多种文字出版， 被135个国家和地区采用，DDC分类号出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印刷卡片、英美在版编目以及12个国家的机读目录和国家书目上。DDC 现已出至21版，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自从DDC本世纪初被引进中国， 它对中国的图书分类法理论和实践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图书分类法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发展给了我们不小的启示。

      1 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引进、应用及研究概况

      1.1 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引进

      杜威十进分类法最早由基督教会传入中国，如1900年上海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印行的第四版目录即已采用DDC分类， 但当时并未引起多少注意。就目前所见史料，在报刊上最早介绍DDC的是孙毓修， 他于1910年在《教育杂志》上刊载的“图书馆”一文中首次介绍了DDC， 其本意是希望借鉴DDC创立一个能类分新书的分类体系。

      辛亥革命后，采用DDC的图书馆逐渐增多， 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长沙雅理大学图书馆、武昌文华大学公书林等，都用DDC 类分图书。还有一些图书馆，则只有一部分图书（主要是西文书）依DDC分类， 如江苏金陵大学图书馆、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图书馆、浙江公立图书馆等。

      DDC的引进是有其历史背景的，自鸦片战争后， 中国近代图书馆有了较大发展，有关西方科学文化的图书日益增多，当时的中国图书分类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系容纳不了新书；二是中国历来不配号的分类法不能适应近代图书馆藏书排架，组织目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已十分流行的DDC被介绍到中国， 并很快成为当时编制新型分类法的直接依据。

      1.2 对杜威十进分类法的仿照和改造

      “五四”前后，DDC在中国得到进一步推广使用， 并被作了适应中国图书和图书馆的改造， 使DDC 在中国的应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继1918年沈祖荣与胡庆生合编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后，当时共编制了二十余部“仿杜”、“改杜”、“补杜”十进分类法，比较著名的有杜定友的《世界图书分类法》（1922）、刘国均的《中国图书分类法》（1929）、皮高品的《中国十进分类法》（1934）等，这些分类法都没有突破DDC的十大部类体系和小数层累制，在许多方面是照搬DDC，创新不多，但为了适应中国图书分类的需要作了一些改造，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

      1.2.1 在立类上将古今中外的图书作统一考虑， 在类目体系中增入了中国四库分类法的内容，以便类分古书，并根据当时传统封建文化思想和新文化思想并存的状况设立类目，体现了编者的思想倾向。

      1.2.2在具体类目的设置上反映了近代科学的新发展， 收入了FFC未收的新学科、新事物、新概念。

      1.2.3 个别分类法在标记符号上对十进法系统作了一些突破， 如刘国均在号码上用三位数字而非完全十进；施廷镛的《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分类法》所列八大类用甲、乙、丙、丁、戊、巳、庚、辛代表等。

      1.3 对杜威十进分类法的研究

      对DDC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分类法研究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国内出版的分类学专著大多有专门篇幅介绍DDC，DDC第二十版已被译成中文，此外还发表了大量有关论文。总体说来，对DDC 的研究主要有综合评介、动态报道、比较研究、技术分析等几种方式，其中尤以前两种情况居多。在作者调查的30篇有关DDC的论著中，对DDC的综合评介和动态报道就占了21篇，如皮高品的“杜威十进分类法评介”（1983）、卢中岳的“近代西方《杜威十进分类法》的传入及其影响”（1983）、朱伟伦的“DDC问世反封建意义的探讨兼论我国30 年来对其评价问题”（1980）、戴维民的“杜威十进分类法最近动态”（1986）和“杜威十进分类法二十版评介”（1990）、陈再绅的“杜威十进分类法第二十版及其他”（1989）等。对DDC进行比较研究和专门的技术分析的文章则较少， 但近来有增多的趋势， 如高再其的“对DDC 十九版‘0 ’的研究”（1988）、于学华的“由DDC （十九版）的“优先”泛谈《中图法》的相对不足”（1989）、郑兰的“DDC20 标准复分表与《中图法》第三版总论复分表的比较研究”（1992）、黄筱玲的“DDC20‘人种、种族、 民族表’的特点”（1995）、陈融的“DDC 第二十版与《中图法》第三版文学复分表的比较研究”（1995）等，这说明对DDC 的研究正在逐渐深入。对DDC所作的大量研究为我国分类法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 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影响

      DDC 传入之前的中国分类法几乎都是以一馆藏书为基础编立分类体系，这种分类体系缺乏独立性，受封建文化思想的桎梏，结构简单，不能反映近代科学发展水平，且编制技术落后，绝大多数未配置标记符号，排列无序，不能适应近代图书馆的需要。DDC 的传入和应用开创了中国图书分类法研究和应用的新时代，使中国图书分类法冲破了古代封建图书分类思想的束缚，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反映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近代分类体系，它所采用的科学的标记制度和编制技术对中国图书分类法的影响十分深远。下面通过对三部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分类法与DDC的比较来具体说明DDC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