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启蒙的漫长历程中，“扫盲”被认为是“开启民智”最基础的工作。进入20世纪30年代，国人识字问题被纳入社会建设的基础规划。这一时期，语言学家、教育家及出版人致力于借助印刷出版铸造汉字注音符号铜模，面向大众推行辅助汉字识读的语言文字工具，其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先后参与了铸造铜模的技术实践，铸字、出版民众教本，以提高国民识字率，促进大众启蒙。 已有的相关出版史研究聚焦了这一时期语言文字普及过程中汉字注音铜模、简化字等大众语文工具的市场推广过程及行业反响，指出出版界的接受与市场推广成本是扫盲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1]而较少将研究视野放在“铸字”——语言文字普及最基本的物质生产层面上，考察印刷媒介技术作为扫盲启蒙关键物质动因所发挥的整体性影响。 近年来，媒介学研究的理论视野提供了考察媒介技术及其物质性的全新视角。媒介学者尤其以“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隐喻不同媒介、技术及其物质性的社会功能，探究这种媒介特性以何种方式建构我们的时间、空间、权力、秩序和关系。[2]而在20世纪30年代语言文字普及规划面向全社会推进的历史过程中，印刷媒介借由“铸字”提供了近似“下层建筑”的基础设施功能，并在此基础上构造出一整套新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形式、制度、规范，包括知识的边界与伦理。正如历史学者王东杰指出，今天的新闻出版史研究，应当更加关注报刊出版等印刷媒体如何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其他(物质性和社会性)设施相互配合，以调度各类社会资源，从而推动历史的变化，并从最隐秘之处形塑人们的日常生活、心智和情感结构。[3]这提示我们应进一步发掘近现代印刷出版媒介作为知识生产基础设施的可能性。本文即以20世纪30年代语言文字普及运动中的印刷出版实践为例展开的尝试。 一、语言文字普及的物质生产困境 近代中国的“扫盲”运动可追溯至19世纪中后期西方传教士在华展开的识字教育。伴随着启蒙者对“开启民智”的重视，汉字“繁难”、言文分离等问题凸显，促生了20世纪“国语运动”这一语言文字现代化革命。民国伊始，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商讨“注音字母方案”。几经讨论，最终选取马裕藻、朱希祖、许寿裳、钱稻孙和鲁迅等人提出的“记音字母”，以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语言文字普及。[4] “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是“国语运动”的两大主旨。这表明语言文字的现代化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而民族国家建构则离不开统一的标准化民族语言以及识字能力的普及，在此过程中，印刷技术、识字率与公立教育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5]1928年起，民众识字教育逐渐系统进入国家制度层面。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识字运动宣传大纲》，正式将“扫盲”纳入民众教育范畴，由各地方民众教育行政系统担当具体推行与监督任务。“国语运动”也从组织、制度、决策等层面进入了更为行政化的国家语言规划时期。大学院改教育部后，重新推定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语会”)成员，由吴稚晖任主席，钱玄同、黎锦熙、陈懋治、汪怡、白涤洲和魏建功六人为常务委员，并聘请语言学家赵元任、萧家霖加入。自此，国语会作为教育部分属行政单位开展工作，各县市设“注音符号推广委员会”，和国语会分驻各市县“特务委员”合作推行注音符号普及。 进入30年代，语文改革运动的参与者们更加有意识地将革新的符号系统与传播技术及其背后的物质力量联系在一起。作为“国语运动”的核心推动者，黎锦熙始终认为，“二十年来，国语界的人全都忽略了一件很小很小的大事，就是差一副汉字带注音的五号铅字铜模”[6]。和汉字反切不同，近代拼读记号是新创制的符号系统。如使用铅活字凸版印刷，必须为注音方案铸造全新的字模。为了便于教识，在汉字旁添加相应注音后，势必需要重新调整汉字字符与注音字母的行间距，以免前后行的文字和注音混淆。这在写版时较易控制，而活字印刷则不同。在现代印刷作业中，印版由印刷部分和空白部分构成，需根据原稿呈现的样貌，使用特定材料组成版面上的空白部分和印刷部分。铅活字凸版印刷的排版遵循“补白”原则，空白部分取用各种规格不同的“空铅”(又称“衬垫材料”)填补。各种空铅一般按照铅字号数的分数或倍数计算，如字号二分之一的叫“对开空铅”、三分之一为“三开”，比铅字大一倍的为“双连空铅”、大两倍为“三连”等。空铅的规格是以字号参数为标准、按比例制成的。[7]如有改动则需重制材料。因而一家印厂材料准备越齐全，排版效率也就越高。对于“汉字+注音”这一全新的文本形式而言，选择铅印意味着要为之重新建立一整套标准化技术生产体系。 铅印汉字注音符号印刷品生产的核心问题在于活字与字模铸造。20世纪初，民间印刷出版业对中文活字的铸造还处于探索改良时期。直到1914年，商务印书馆才引进了美国自动铸排机，铸造铅活字的金属材料也大多依赖进口，没有大量财力物力的投入难以做到中文铅活字印刷的大机器生产。1920年，图书馆学家杨昭哲主持筹办全国铁路职工教育计划，曾设想为铁路职工印行带汉字注音符号的普及教育印刷品。但此时国内唯有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有实力做到，“若托一般印刷局或铁路印刷局代印，徒增制铅字及新式标点等件，得其允肯，然无熟练之排字工以运用之，必至难讹错乱，不可纪极”[8]。 诚如杨昭哲所言，除了铸字的成本问题，注音活字投入排印制版后还有实际操作中的困难。首先是人力。除编辑之外，排、校两部分工作均要求工人同时熟练掌握注音符号和国语。和普通的排校工作不同，汉字注音的排校包括多音字、非常用字及特殊读法，这就要求排字工不仅要按照拼读检出对应的注音符号，还要能够正确标出四声。而当时大多数排字工的识字水平不高，拣字、排字工作主要依靠经验而非工人的文化水平，许多学徒都是一边排字一边识字的。故前期对排校人员的培训将耗费极大成本。其次在物力。注音铅字要比普通铅字多一千六百多个多音字，且铅字旁边的注音符号比一般七号字还要小，这对印刷清晰度要求极高。和印刷普通报纸相比，注音印刷品在机器、胶辊、油墨和纸张的质量方面“非用最好不可”，不能有半点偷工减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