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清末担任过军机章京的许宝蘅晚年忆往时提到过一桩命案，他称自己“幼时闻有此案……历历在心目间者六七十年”①。这桩让许宝蘅萦怀了大半生的案子，便是光绪年间发生在湖北郧西县的余琼芳案。光绪八年(1882)冬，郧西县士绅余琼芳猝死于宾兴局中，当地知县和知府围绕他的死因争执不下，湖北的发审局和臬司无法确定真相，御史又因此案参劾督抚，最终则是由钦差大臣南下审办，方使命案定谳。已有学者关注该案，李扬将其置于地方宾兴活动的长时段下，勾勒出郧西自明末以来的社会变动，但并未展现审办案件的复杂过程②；陈重方则以余琼芳案中的检骨论争为实例，探讨清代司法检验中官本、坊本《洗冤录》与案例之间的关系③。 余琼芳案的审理者从基层知县延续到代表皇权的钦差，展现出清代各审级的司法实践。过去有关清代审级和审转制度的考察，多偏向于静态的文本分析，缺少个案的全景式深描④。随着近年来清代州县司法研究的深入，也有学者从基层司法与制度偏离的角度来观察审转制度⑤。这提示研究者有必要从纵向贯通的视野对清代审级进行审视。笔者利用《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中的《孙毓汶档》⑥和国家图书馆所藏《郧西余琼芳等案司卷》⑦等史料，试图全面还原余琼芳案逐级审断及审办内外的人事活动，展现出司法过程中各级官员、各方利益的考量与博弈，进而管窥清代审转制度背后的内在困境。 一、从士绅之死到“府县互控” 晚清太平军兴，各地文教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战后重建需发展宾兴⑧事业。湖北久为四战之地，兵燹之后财政紧张，于是光绪七年(1881)湖北藩司令各州县设立宾兴局，号召民众捐钱。到了光绪八年七月，湖北许多州县已兴办捐局⑨。郧西县知县谢翼清与乡绅聚议，“酌商拟按钱粮数目派捐”⑩。由于上津堡和郧西县城并属县域内两大中心，故捐局也分别筹设于两处。九月，郧西县城正式创立宾兴局，令民捐钱。十一月初八日，又在上津堡设立分局(11)。不料宾兴局还未使当地文教稍有起色，便引发一场惨案。 郧西创办捐局之始，知县谢翼清便指定绅士陶焕均等人充当首事劝捐。上津分局由陶焕均负责管理，十月二十六日陶焕均到达上津，十一月初三日县城派来户房书吏王士俊、雷大礼和礼房书吏干瑞堂及局差张奎等人同到上津，初八日请绅士劝捐，十一日陶焕均因事回县，知县就派余琼芳前来接管(12)。余琼芳遂于十一月十五日晚到上津捐局。十七日下午，余琼芳会客座谈(13)，不料当天深夜便于局内身亡。 十八日，身在县城的余锡五得知其父死讯。二十日上午尸体被抬回，余锡五见其父身有多伤，遍身青肿，就前往县衙喊冤。在余锡五的描述中，因知县谢翼清不接诉状，“反说生员(余锡五)刁疲，要把生员功名详革”，所以他只好赴郧阳府越级控诉(14)。 郧阳知府承禄接了余锡五的诉状，并依照余锡五的观点向臬司禀报此案，禀文内有两点尤其重要：其一，余琼芳是非正常死亡，“惟既是有伤有毒，实属身死不明”；其二，凶手可能是当时在场的书吏王士俊、干瑞堂。湖北臬司随即发文质问相关情况，谢翼清回文称：“余琼芳于十七日午后陡称头痛医治不效，于十八日鸡鸣时因病身死。王士俊等专人信知尸子，余锡五竟不遵例亲往奔丧，擅自雇人移尸城外面，求扛抬入城，卑职因其违例，故未允行，即起不平之念……来至县署任意喊闹，卑职以其口称有伤，即应指实部位具呈请验，方足为凭……恃系本府特取案首入学，辄赴本府衙门捏情越控。”(15)谢翼清认为余琼芳实系病毙，而余锡五赴府越控则在于其与承禄的特殊关系。后来亦有人提到过承、余关系：“府主同余锡五素有交情，五因在府主案下应试，就拜了府主的门生。”(16) 此外，谢翼清指责余锡五不奔父丧，余则声称他本欲亲往奔丧，却被祖母拼命拉住，“言生父既被人打死，生若奔津，恐又遭害”。作为疑凶的书吏王士俊、干瑞堂，又是怎样讲述当晚情况的呢？在王、干两人的供词中，十六日余琼芳一切正常，与书吏雷大礼吃饭，十七日早饭后余琼芳拜访本地街坊，随后与生员刘德钧同吃午饭，晚上众人座谈之际余琼芳“忽说头痛坐不住，遍体汗流”，干瑞堂等人便扶他回屋去睡，躺下后依然头痛不止，便叫来医生王本俊为其看病，干瑞堂问是何病，医生称是中风脱阳，随后煎药喂服，此时余琼芳已昏迷不醒，口流黄水白沫，鼾声如雷。五更时分，众人商议应当写信“知会城局，着人接回调理……后不闻鼾声，喊叫不应，才知已死”(17)。案内人证张奎、雷大礼、刘德钧等人也和干、王的口径一致，均称余琼芳当晚因病身死。 余琼芳案卷宗内保留了大量口供，但不管如何变化，前期口供始终存在两种相悖的基本逻辑，一为证明余琼芳是病死，一为说明其是因伤毒而死。干瑞堂等人此时的口供，即是“病死说”的最初版本，但余锡五坚持认为其父曾被人所伤。 双方相持不下，只有验尸方足以究确因。承禄调遣邻近的郧县知县彭世翰来郧西会同验尸。十一月二十八日，彭世翰与谢翼清同往验尸。仵作先用银针探试尸体，看到针上有黑色及黄色数段，用皂角水擦洗不退，称“黑系洋烟，黄系烧酒，确系烧酒调洋烟毒色”，而后仵作将尸体全身逐一细验，“得抓伤、擦伤各一处，磕碰伤两处，拳伤共七处，踢伤一处”(18)。正式的验尸结果表明尸体有伤有毒，伤共计十二处，“尸身偏左额颅、左右太阳、左额角、左耳窍、发际、左颈项各有拳伤一处，左后肋有踢伤一处现出月牙形，左眉连眼角又有磕伤一处，囟门抓伤三道”，毒则是鸦片烟混合烧酒的毒(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