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的乡试、会试采用三场试士的制度，首场试经义，第二场试论、表等，第三场试策。三场各文体形成一个系统的人才考核结构，脱离任何一场的考试，所得人才就有缺陷。这种制度的优胜之处曾为学者所盛赞：不管是品格上“忠厚正直，刚方清慎，行孚于朝野”，能力上“政事优长，勋名远著，尽忠于社稷”，还是节操上“仗节死难，危言直谏，明于致身之义”，学问上“博综淹雅，文学风议，通于六艺之道”，都可以从科举人物中找到典范。①清承明制，科举制度相似，人才观也一致。 但是，法立弊生，就如荐举制度一样，科举制度在推行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很多弊端的出现。尤其是在清朝，社稷面临危机、士大夫束手无策之时，一些思想家、学者毫不留情地鞭挞科举这一人才选拔制度，认为这一制度导致明朝的灭亡。 1840年，当西方列强以洋枪洋炮轰开中国的大门时，即使具备“忠厚正直”“仗节死难”“通于六艺之道”的德才兼备者也不足以成为人才，能够“师夷之技”者才是时代需要的人才，于是科举这一人才选拔制度受到了严厉的质疑。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想家、学者们在表达他们对科举制度的历史反思、强调社会变革的迫在眉睫时，往往把批判、痛责的矛头指向首场的八股文，视之为钳制思想、锢蔽文明、败坏人才、祸国殃民的工具，必欲废之而后快。本来，八股文只是首场经义科的考试文体，即使因为清代科场条例对它层层约束从而导致这一文体渐趋萎缩，但第二场的论体和第三场的策文基本上不具备八股文的文体弊端，科举的弊端为什么要单独由八股文一科去承担呢？在晚清的社会变革中，人们为什么要独罪八股文？这种逻辑上不能自洽的推论方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其真正的历史逻辑究竟是什么？ 一、科举的“有科无目”与八股文的“一夫当关” 从逻辑的层面上看，晚清的独罪八股文是以偏概全的。但是从历史与文化演进的层面看，这种“独罪”则是与八股文在科举文体总体格局中日渐“独尊”的地位密切相关的。那么，八股文体是如何从三场诸文体中脱颖而出、走向独尊的？ 八股文是首场经义科的考试文体。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历代的人才选拔制度中，经学始终在考试科目体系中占据根本性的地位。汉代虽然主要是采用荐举制度，但其五经博士之选拔，考试的内容即五经。南齐以后，汉代以来的孝廉科地位下降，明经科取而代之，形成明经科、秀才科并立的局面。而考试的内容，“凡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者，不得为官”[1](卷一四《选举二》，P335)。经学成为授官的考核科目。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其“十科举人”[2](卷三《炀帝纪上》，P68)的具体科目今天已经无法详知，但明经科则是其中重要的科目。至唐代则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等科目，虽然经学仍是试士之一科，但并未成为独尊的科目，士子入仕的途径并不单一。 宋代王安石贡举制度改革之后，经学的独尊地位才得到突显。据《宋史·神宗本纪》，熙宁四年(1071)“二月丁巳朔，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3](卷一五《神宗本纪》，P278)。这里所说的“罢明经、诸科”，指的是在科举科目上取消进士科之外的其他科目，顾炎武把这种制度称为“有科无目”的制度[4](P941)，进士科成为科举道路上的独木桥，而经义一科宛如一夫当关，雄踞于独木桥头，成为士子进身时必须经受的第一道严峻考验。 这种独木桥设计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文化意图则是“一学术”“一道德”的意识形态管控。王安石说：“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3](卷一五五《选举志》，P3617-3618)“一学术”“一道德”的目的，就是要把天下的学术和道德纳入官方所限定的框架中。为了改变天下学术不一、异论纷然的百家争鸣的自由状态，王安石决定从贡举入手，先“罢明经、诸科”，再独重经义，从而把经义推到了独尊的地位。 当然，王安石改制之后，宋代科举虽推重经义，但后场的论、策仍然受到重视。南宋吴琮说：“省闱多在后两场取人。谚云‘三平不如一冠’，若三场皆平平，未必得；若论策中得一冠场，万无失一。至如方州试，固以第一场为主。至于定去留时，亦多以后两场参考。盖有第一场文字不相上下，则于此辨优劣也。”[5](P1078-1079)虽然首重经义，但省闱也多在后两场的论、策文优秀者中取人，方州解试则在定考生去留时也要参考后两场的论、策。 王安石首重经义的贡举改革，在元、明、清三代的科举制度中得到了彻底的继承，它为明、清八股文走向独尊提供了范式。对此，明万历间的陶望龄由衷赞叹道： 古罗士之科尝众，而士亦多方矣。至百家黜而六籍尊，诗赋停而明经重，笺疏废而传注专，其岐愈窒，轨愈端，而途亦加约。聚四方秀异，积数百年文治之盛，酝酿成就者，并骛于其中。一道同风，于斯为盛，而巧拙之数、能不能之故，亦毕呈而无遁矣。[6](卷三，P138) “罗士之科尝众，而士亦多方”，这本是朝廷不拘一格取人才的良法，却被陶望龄视为歧途，他赞美的是“一道同风”的一体化。他把这种一体化称为“格”，他说：“衡士莫善于格。上必悬格，而始辨材；下必赴格，而始呈材；众耦之胜负，必并就于格，而后可以角材。逾格而旁游者，易而拙；操格而中入者，难而巧。如此，则臣等尊令守法之指，与翘材之术合而非岐，而是非巧拙难易之路，可以晓然告于天下而不惑，庶其有悛志乎？”[6](卷三，P139)“并就于格”就是要使应试士子接受规范，而在这种“格”中，八股文处于顶格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