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出版史料学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学建设[1]，这是出版学科发展的立身之本。在出版学科建设稳步推进的大背景下，出版史研究更为紧迫。学科的独立，史、论和实务三要素至为关键。在出版史建设中，史料是史学的基础，需要继续做好出版史料发掘、整理和刊刻，并研究其历史意义。其中，外国文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出版史料整理与研究是一个重要领域。近现代以来，外国文学被大量引进中国，在译介、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即外国文学“中国化”，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甚至是中国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中国的外国文学”[2]的跨文化生产与传播，与出版有着系统性勾连，对其进行出版史料方面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近现代中国文学发展脉络的理解，也可为出版学科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然而，“目前‘外国文学在中国’的史料研究，有‘史’有‘料’，但在‘学’的层面仍有待深入”[3]。“中国的外国文学”出版史料仍主要依附于翻译史、文学史或中国近现代文学出版史研究，缺乏独立的整理与研究范式，导致其出版特性与跨文化传播价值未能充分彰显。基于此，本文旨在从学科内部视角出发，分析“中国的外国文学”出版史料整理与研究的现实境遇，探讨其体系化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而精准施策。 一、“中国的外国文学”出版史料整理与研究的现实境遇 笔者曾在《外国文学史料学的建构路径》(《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3月21日)一文中指出，部分研究成果对“外国文学在中国”的史料处理，忽视了外国文学的学科性质，“缺乏自觉运用史料学知识和方法的意识，导致对史料的广度、厚度和深度认识不足”[4]。这里的史料包括外国文学在中国的出版史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关于“中国的外国文学”出版史料整理与研究是相对缺失的。这种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研究对象主体性缺失 以学科归属而言，“中国的外国文学”史料的学科属性并不明确，即外国文学研究者容易忽视其重要性，中国文学史料学则将其作为现当代文学史料的一种，未能突出外国文学的学科内涵。其中，后者多指向中国近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过程中所受的外来影响，如中国现当代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包括在翻译方面的贡献、受到的外国作家作品影响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等，属于对中外文学互鉴的考察。比如，贾植芳在《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序言中直接将翻译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部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除理论批评外，就作家作品而言，应由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翻译文学五个单元组成。”[5]严家炎在五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序言中也曾说道，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接受西方思潮影响的大背景下，为编辑《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凡属小说创作、小说理论、小说批评与翻译方面的诸种史料，都在我们密切注视的范围内”[6]。换言之，“中国的外国文学”史料，因为没有中国比较文学史料学一说——这一定义也过于宽泛，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中国文学史料学内容出现的，出版史料亦如是。 这就导致“中国的外国文学”出版史料很多时候从属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出版史。譬如，从20世纪初开始，商务印书馆即开国内外国文学出版传播之先河，在张元济、高梦旦等人主持下出版了大批外国文学名著，后续策划了包括“说部丛书”“林译小说丛书”“世界文学名著”“英汉对照名家小说选”“《童话》丛书”等在内的诸多外国文学系列书籍，有效推动了外国文学经典进入中国，极大地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对此，现有研究或考察商务印书馆在某一时间段的外国文学出版情况[7]，或分析某一译者如林纾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8]，或对个别书类如孙毓修编译的“《童话》丛书”加以评述[9]，但总体而言，这类基于文学出版史料的研究成果尚不具备系统性。相反，大部分研究论及近现代商务印书馆在文学出版方面的作用时主要侧重于中国文学，对于外国文学部分偏向于从译介或文学史角度考察其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关系。 应当注意的是，该路径从中国现当代文学或中国比较文学学科视野来说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也存在忽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性质的风险。诚然，外国文学进入中国需借助中国本土出版机构，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环境、图书市场等要素都会对其产生深刻影响。鉴于翻译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创作的交融，我们或可认为经过翻译、出版后的外国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因此，假若我们站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立场，其出版史料的确可以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出版史料的一部分。但是，正如范劲所言：“由整体性立场出发，可以设定一种普遍性的外国文学体系的存在，而文学翻译就是这种可能性的表达。”[10]我们不宜就此武断地界定翻译、出版后的文学是且只是中国文学，而不论及其外国文学性质，从而忽略二者的共生关系。换言之，当前不少研究忽略了外国文学在跨文化知识生产中的主体性，也忽视了“出版”作为媒介在“普遍性的外国文学体系”中的重要性，需进一步厘清出版传播后的外国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以及出版史与翻译史、文学史的多重关系，指出出版作为知识信息的载体如何推动外国文学在华传播，促进中外文学互鉴。 (二)研究范式缺失 从本质上来说，出版史的跨学科性使其成为易被不同学科占领的领域。借用英国学者约翰·萨瑟兰(John Sutherland)的观点，就是出版史研究缺乏“具有约束力的理论连贯性”“它就像地域上的巴尔干，一有机会，就会被历史学、目录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批评、图书馆学占领”[11]。刘光裕强调，建立出版史料学的要点之一是用出版学而非其他学科的观点来搜集史料。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出版史与书籍出版史几乎等同，而目录学、编纂史、书籍史等多种学科也均以书籍为研究对象，且相比于尚处于建设阶段的出版史学科更加成熟。这就导致出版学易受轻视，甚至成为其他学科的变种、附庸或混合物。对此，刘光裕提出将出版学的内核定义为研究书籍生产与流通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关系，进而以此辨别何为出版史料，突出出版史的学科意义：“在借鉴邻近学科的优秀成果时，为了避免成为别的学科的附庸，出版史必须坚持自己学科的对象与范围，必须先把属于自己的历史资料搜集起来，加以整理。”[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