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智时代技术的突飞猛进，期刊出版无论在出版流程还是在阅读传播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革命性变化。但是，也有一些内容并没有随技术进步而发生根本性变化，比如匿名评审制度就非常典型。因为这个制度主要由学术资源分配部门或编辑部实施，外人所知不多，所以不太引起大家的注意；即使注意，大家也只是关注非常表面的内容。这项制度在表面上的理想化完美化，使人们很少怀疑其实际上的不合理性；甚至相反，人们对这个制度表面上的程序合理性经常赞赏备至，已经导致对匿名审稿制的非理性崇拜，这使其原来的不合理性有更加强化甚至固化的趋势。 其实，“匿名评审制”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欧美学界所常说的“同行评审”或“同行评议”。此项制度引进到中国，我们特别强调其中的“匿名”程序，甚至还强调“双向匿名”，这其中有不少深意，能说明很多问题。首先，强调“匿名”是为了减少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干涉，这说明在学术评价中行政干涉的严重程度已经制约了学术的正常发展；其次，强调“匿名”是为了减少人情的过分介入，基于师承、同学或利益交换而形成的人情，在学术评价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再次，强调“匿名”说明我们现在缺乏一个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标准，无论评审者或被评审者，都很难正面接受，于是就只能背靠背。 匿名评审目前已经成为学术成果审查的一般制度，不仅在硕博论文评审中被广泛使用，而且也成为编辑部稿件审查的必备程序(几乎所有编辑部都这麽宣传)。在中国，匿名评审被作为国际惯例，受到人们的普遍推崇，并被视为公平正义的一种学术评价手段。但是，匿名评审制度真是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手段吗？这个制度在国外实行的真相是怎样的？我国实行匿名评审制的真相是什麽？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实际非常复杂。 我们先从两位著名学者的实际经历和意见说起吧。 曾经师从费正清和史华兹的美国著名汉学家柯文(Paul A.Cohen)有一段与出版社合作很不愉快的经历，而不愉快的根源就是所谓的匿名审稿制。柯文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出版时并不顺利，曾被多家出版社拒绝；后来，他的另一本同样影响极大的著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刚送出版社时也遭拒绝。这两本书尽管后来都是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出版过程的痛苦遭遇，很让柯文困扰。无论从他本人的自我评价，还是从学术界的客观反响看，后来都证明这是他最具学术影响的两部著作，而恰恰这两部著作的评审都不顺利。问题就出在匿名评审过程中，出版社非常认真，每本书都至少请了两位专家，如同编辑部经常碰到的情况：每一本书的评审报告都呈现两极化，一位评价非常高，并给出了建设性意见，另一位则不仅极其负面，而且意见毫无建设性。这使柯文感觉到标准化的学术著作评审过程(最起码在美国)是非常成问题的，表面上公平公正，但实际结果并非如此。上述评审结果对柯文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所以，后来柯文给那些准备向出版社投出第一部书稿的年轻学者提出中肯的建议：遭遇拒稿或受出版社冷遇，并不一定意味着你们的书稿质量不高或充满缺陷，每个年轻学者职业生涯中都会有一个很艰难的时期，在这个时候，你们要尽可能诚实地问自己，自己写出的东西是否真有价值？你自己坚信你写的东西的价值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你就别无选择，一定要坚持，不能丧失信心。因为，出版社的审稿决定毕竟都是人写出的，有些评价不一定正确，甚至可能很荒唐或莫名其妙(参见《柯文谈他的中国史研究之旅》，“上海书评”微信公众号，2021年5月9日发布)。 柯文的两部著作后来都不仅获奖，而且成为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甚至是里程碑式的著作，我们无法想象如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真的被扼杀在审稿环节，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应该如何书写？学术发展史已经证明，凡是具有创新的学术成果，无不具有挑战性和争议性。所谓挑战，肯定是对学术权威的挑战，而学术权威又极可能是出镜率最高的匿名审稿专家。所以，不仅具有挑战性的新成果容易在匿名审稿环节被否定，即使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新成果也可能无法过审。柯文如此，其他学者的就可想而知了。因为柯文师出名门，且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力，非一般年轻学者可比。 罗志田教授是著名历史学家，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尤为重要的是，他在国外有多年的游学经历，对欧美的学术制度和学术规范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回国后，他不仅继续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深耕，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学术成果，而且还特别关心学术规范的建设及学术期刊的发展，特别关爱年轻学者，这在知名学者中是较为少见的。 关于匿名审稿制的问题，罗志田教授撰写的《专家审稿制下坚持学术刊物的主体性》(《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一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明确指出：“专家审稿的目的是帮助刊物处理来稿，而不是代表一种‘正确’的学术程序，来控制甚或代替刊物决定是否采用来稿。”他还说：“有突破性的研究，往往使维持既存思路者产生不舒服的感觉(中外学界类似的事例屡见不鲜，连爱因斯坦都有不为人所识的经历)。这是学术评审与生俱来的困境，且通常越强调‘规范’者，越难容忍和接受具有挑战性的研究。我接触到的不少编辑，都说现在好稿不多。不排除一些有突破性的好稿，就是为守成的外审所毙。怎样使有突破的优秀稿件不被眼光已固化的外审‘专家’所扼杀，恐怕是办刊者的一大难题。”在这篇文章中，罗教授对匿名审稿制提出了质疑甚至批评，当然他批评的是那种极其僵化呆板的匿名审稿制，并提出真正高水平、负责任的学术期刊，应该旗帜鲜明地坚持学术期刊、编辑部的自主性，不能为表面上的所谓公平正义及刻板的制度所绑架。 以上所举两位著名学者对匿名审稿制的质疑和批评，不是个例，而是很多学者能够感受和体会到的问题。但是，因为匿名审稿制或匿名评审制已经成为很多编辑部及学术机构所依据的工作法则，甚至当作公平正义的公正原则，即使意识到了有问题，也只能按目前的规则去做。因此，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形成了一道奇异的风景：这个制度的实行在欧美学术界比较有弹性，在中国反而实行的越来越刚性。之所以如此，与中国学术急于同国际学术接轨有很大关系。其中，199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展的学术规范大讨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正是在这次大讨论之后，匿名审稿制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项神圣制度，不仅被各大编辑部所采纳，而且也成为学术管理部门实行各种学术评价的一项重要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