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管理科学与工程　　

　　一、复杂创新研究与管理迫切需要发展创新管理科学与工程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①竞争愈加激烈，同时经济、社会、国防发展面临的科技变革挑战日益复杂，重大问题导向与重大需求导向的使命性创新成为国家竞争的主战场，推动面向科学研究、技术发展、产业创新等全过程的重大科技创新的范式向多需求并发、多要素联动、多学科交叉的方向演进。这一趋势正促使创新领域的科学问题、研究内容与要素条件等方面的复杂性持续提升，迫切需要建构适配复杂性、系统性创新活动的研究与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虽然我国在重大科技创新活动的研究与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方法经验，但在应对这一趋势带来的多系统整合、多目标耦合、多主体协同等复杂性研究与管理需求时，逐渐显露出结构性矛盾。尤其是在面对新兴技术的突变性、涌现性与演化性，以及数智技术赋能科学研究、技术发展和产业创新所带来的平台化、开源化与工程化特征时，这一矛盾愈发突出，对复杂创新研究与管理的需求愈发紧迫。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重构与技术脱钩加剧，关键领域“卡脖子”问题倒逼我国亟须面向复杂创新实践，构建科学化认知框架与工程化实施体系（麦强等，2019）。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构建“创新管理科学与工程（Innov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IMSE）”这一交叉研究方向，其是面向复杂创新活动全过程的研究与管理，将管理科学与工程理论逻辑与研究方法，适应性与创新性地引入创新研究与管理所形成的范式化交叉研究方向，能够有效应对创新活动的复杂性、提升复杂创新活动研究与管理过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增强复杂创新活动研究分析与管理实践的确定性和突破性。这一交叉方向的提出并非管理科学与工程在创新活动研究与管理领域的简单映射，而是面向使命导向愈加强化的复杂创新理论与实践场域的适应性发展，具有战略紧迫性与历史必然性。创新管理科学与工程是基于复杂科学、系统工程以及数智技术等理论与方法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适配创新活动复杂性特征的组织理论与方法体系，可实现复杂创新活动全过程研究与管理中的组织、规律、动力、评价等多方面问题的体系化分析，促进创新研究与管理同管理科学与工程互相赋能与协同发展。其既为复杂创新活动的管理实践提供分析思路，也为复杂创新活动的理论研究提供方法基础，是对现有创新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与突破。

　　创新研究与管理在对象、问题、要素、条件等方面复杂性的持续提升，使得现有以线性过程运行、单主体功能分析与单领域知识解析等为主要前提的创新理论与方法，在分析复杂创新的非线性动态演化、多主体协同、多领域交叉、多目标嵌套耦合、跨尺度协同机制等方面愈发显露出局限性。复杂创新活动往往伴随更高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其技术路径多样化、知识重组涌现性等特性加剧初始目标与最终成果间的系统偏差。现有创新研究与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多基于线性过程逻辑和相对稳定的静态环境假设，强调创新活动中各环节的顺序推进与可预测性，更适用于技术路径清晰、环境变化较缓的创新活动，使得在面对上述复杂创新活动时，这类理论和方法在刻画非线性临界点、路径突变和跨尺度反馈机制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难以为复杂创新活动的研究与管理提供充分解释。当前战略牵引下的复杂重大创新更加要求在面向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实现突破的同时确保系统性组织和可控性实施（马祖卡托，2018；唐伟等，2022）。然而既有研究框架多以单目标绩效优化和效率分析为出发点，对重大创新活动中的“战略—技术—制度”的动态博弈、资源分配与政策引导之间的复杂耦合缺乏系统化分析方法，也难以为多目标冲突下的协调优化提供参考路径。从创新研究与管理范式的演化视角来看，尽管不断发展的创新模式持续尝试将复杂性纳入考量②，但这些研究主要停留于宏观结构和主体关系的静态概念性刻画，仍然难以有效应对复杂创新中常见的技术路径突变与产业涌现，更无法刻画在分布式技术环境下经济、社会与政策等多维要素的共演。尤其在数智化时代，创新主体日益泛在化、价值创造趋于隐性化，创新过程的跨尺度耦合更为显著：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会通过中观网络结构被放大并引发宏观政策的再调整，而现有理论往往忽视了这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双向耦合的动态反馈机制。由此可见，尽管传统创新研究理论与方法在解释创新的系统性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阐释当前复杂创新活动实践时存在明显不足，难以为复杂创新管理实践优化提供保障。这不仅体现在理论解释力的边界亟待重审与拓展，更意味着在方法层面缺乏可操作的工具以支撑复杂创新的系统建模与政策设计。因此，亟须发展新型交叉研究范式，通过融合多领域理论与方法的交叉性学理分析，为复杂创新研究与管理提供系统的理论依据与方法体系。

　　创新管理科学与工程的提出，本质上是在复杂创新活动实践背景下，对现有创新活动研究与管理理论解释力局限的系统性突破，是对创新理论与方法体系升级的必然回应，是对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创新研究与管理实践问题的融合探索。盛昭瀚等（2021）在对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70年回顾、反思与展望中指出：“有些科学问题源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深化改革发展的主战场，具有鲜明的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特征。需要管理科学与工程科学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为国家重大战略性问题的解决提供既有坚实的学理支撑，又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方案”。2024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更是将“技术创新与管理”列为“管理科学与工程”第9个二级学科，进一步凸显将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理论与方法同创新活动研究与管理的实践进行适应性、创新性融合的重要价值。创新管理科学与工程通过推动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理论与方法在复杂创新活动的研究与管理场景中的创新性应用和发展，实现二者的深度交叉融合，形成新时代具有解释力的复杂创新研究与管理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这种理论建构与创新不仅推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向复杂性研究前沿延伸，深化复杂系统管理思想，更是回应了“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时代命题，为创新活动研究与管理作出贡献。创新管理科学与工程为创新过程和技术路线复杂情境提供了适配性的组织管理理论与研究分析方法，可有效提升复杂创新的研究与管理成效。

　　创新管理科学与工程尚处于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的不断完善阶段，迫切需要适应复杂创新研究与管理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作为支撑，以形成新的研究与管理范式。本文尝试提出与界定面向复杂创新研究与管理的创新管理科学与工程这一正在范式化的交叉研究方向，以回应复杂创新研究管理实践与理论挑战。本文在梳理创新管理科学与工程实践演化、总结创新活动复杂性的新特征和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的新需求基础上，对创新管理科学与工程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讨论构建创新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并从服务复杂创新研究与管理的视角开展典型应用场景与实例分析。最后，文章总结了创新管理科学与工程在复杂创新政策研究和管理实践中的应用启示，提出了理论与方法前沿的未来展望。

　　二、创新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实践演化与新需求

　　（一）创新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实践演化

　　创新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实践发展是在全球科技创新环境、特征与趋势持续演变下，为响应复杂创新活动的研究与管理需求，围绕组织管理模式、创新主体关系及创新理论方法的协同演化，不断适应创新活动复杂性提升而形成的系统性动态演进过程。20世纪以来，国际科技竞争格局在两次世界大战催化下发生深刻变革，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涌现出众多具有国家重大需求与系统统筹组织特点的综合性、工程性复杂创新活动与管理项目，此后众多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如航天工程）的推进促使各国愈发认识到使命性与有组织的创新活动的战略价值。经济社会重大需求与全球重大挑战的不断涌现，更是牵引着复杂科技发展需求和政府的深度参与（马祖卡托，2013）。这使得面向重大创新活动的组织与管理的复杂性不断提升，暴露出传统创新管理范式在应对跨学科整合、多主体协同及非线性风险等方面的结构性缺陷。与此同时，伴随科技复杂程度呈现指数级增长态势，传统学科与技术边界不断模糊，尤其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交织，创新管理科学与工程逐渐演化为涵盖知识生产、资源配置与制度设计的系统性工程，参与主体及活动范围也从区域、国家主导扩展至全球层面开放合作与协同治理。随着重大创新活动复杂性的不断提升以及与之对应的管理系统性的生态化演变，其内在逻辑更是与复杂科学及系统工程方法论形成历时性呼应（盛昭瀚、于景元，2021），后者进一步为解析创新活动及管理的复杂性提供了更为深入的指引。综上，本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起点系统梳理创新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实践发展，并将其具体划分为4个彼此衔接的交叠演进阶段：从基于机械还原论的层级控制阶段（1950～1970年），到引入复杂网络分析的网络化协同阶段（1970～2000年），继而发展为以开放合作为导向的全球创新体系构建阶段（2000～2010年），进一步演化形成数智赋能的价值共创生态体系阶段（2010年至今）（如图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