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著中国哲学史写本往往留下两点教训。第一个教训是，受苏联教条主义影响，常常采取“两军对战”模式表述。这种写法只允许“何者为第一性”一个问题出现，不容许别的问题出现。撰写者的责任似乎就是划分谁是唯物论者、谁是唯心论者。如果只有一个问题，谁能写出历史感？撰写者无奈，只能按照朝代更迭的顺序，罗列各个朝代出现的“对战”情形，写成两条平行的直线。破除“两军对战”模式以后，直线书写的习惯依然没有改变，还是按朝代更迭顺序平铺直叙，明显缺乏问题意识和历史感。这是旧著留给我们的第二个教训。笔者认为，要解决中国哲学史写本历史感不强的问题，首先必须抓住中国古代哲学自身的基本问题，这就是天人之辨。随着这一问题的展开，形成五次问题转换。中国近代哲学突破了古代人生哲学范围，实现了向自然哲学的转换；现代哲学又突破了自然哲学范围，实现了向自觉哲学的转换。围绕上述七个问题撰写，或许可以更好地展现中国哲学史波澜壮阔的画面。 一、古代哲学奠基期问题转换 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出现的第一种认知形态是原始神学。据史书记载，殷人“每事卜”，透露出当时原始神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形。然而，早在公元前7世纪，中国就出现一股强大的无神论思潮，解构了原始神学，使之未能产生出有组织的宗教。这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特有的现象。无神论思潮为中国哲学的诞生提供了必要前提。继原始神学之后，哲学起步，并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第二种认知形态。先哲突破了原始神学思维方式的桎梏，迈向哲学坦途。他们由原始神学的天人之辨，提炼出哲学意义上的天人之辨，并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在原始神学的视域中，人是被动的存在，事事得听命于天神；在哲学的视域中，人是主动的存在。人遵道而行，与天神再也没有任何瓜葛。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①他提出“道”这样一个理性观念，标志着哲学思维已经觉醒。不过，我们还不能就此断定子产的哲学家身份，因为我们无法读到他的著作。 在中国哲学奠基期，时代给先哲提出的迫切问题是：天下该如何安定？结合这一问题，他们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进行哲学思考，建构了天下学。春秋时期，中国还不是统一的国家，而是众多小邦的联合体，尚处在王国时代，各个诸侯国之间战事频仍，即所谓“春秋无义战”。乱世思治，先哲对这种混乱局面十分忧虑，纷纷拿出各自的解救方案。 道家拿出的方案是个体优先原则，主张自然人互不干涉，各得其所。他们希望每个自然人都像婴儿一样，大家相安无事。在老子心目中，治世应当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这样的国家很小，人民很少，大家和谐相处，呈现出一派消极而祥和的景象。庄子比老子还极端，主张建立“至德之世”，让每个生命体都各行其是，互不打扰，各得其所。他提出，如果每个生命体都像鱼那样自由地在水中遨游，“相忘于江湖”，该多么富有诗意!按照道家的思路，如果每个人都认同个体优先原则，天下自然也就太平无事了。 儒家不赞成道家提出的个体优先原则，认为群体才是第一位的。道理很简单，一个个孤立的婴儿，绝不能组成社会。婴儿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人。他没有自我生存能力，需要别人的照顾才能活下去。那么，谁来照顾这群嗷嗷待哺的婴儿呢？显然，社会不是婴儿式的个体堆砌起来的，只能由群体式的兄弟组成。如孔子的弟子司马牛曾忧郁地说：“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安慰他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儒家认为，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社会人首先得是家庭小群体中的一员，然后才能成为社会大群体中的一员。如果每个人都认同家庭优先原则，将永远消弭纷争，组建积极而和谐的社会。任何个体都不能脱离群体单独存在。仁作为群体成员共同拥有的价值共识，犹如一条纽带把大家都牢牢联系在一起。礼作为行之有效的制度共识，把人们管理起来，使社会顺畅运转。 墨家不赞成儒家提出的家庭优先原则，认为劳动才是人的本质。社会就是由劳动者组成的联盟，无须用情感作纽带。墨家所说的劳动是广义的，不但工人做工是劳动，农民种地是劳动，就连王公大人早朝晚宴也是劳动。墨子认为，人就是擅长劳动的生灵。人与其他动物相比没有什么生理优势：人没有尖牙利齿，不能靠牙齿捕猎；人没有厚厚的体毛，不能直接御寒。人只能靠辛勤劳动获取生活资料。每个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墨家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他们认为，由劳动者组成的社会联盟与出自哪个家庭没有关系，人们与其说是兄弟，毋宁说是朋友。朋友就该相亲相爱、相互提携，不能相互攻伐。如果人人都尊重劳动，就不会发生“以水火毒药相攻”的情形，自然就能建立起“兼相爱”“交相利”的和谐社会。 法家也认同群体性原则，但不像儒墨那样，一味地诉诸价值理性。他们不赞成像儒墨那样对人发出爱的呼唤，认为对那些一心只为自己着想的人，宣扬价值理性丝毫不起作用，还得动用工具理性手段。在法家的认知里，人就是一群冷酷的生灵，往往会把他人视为对手或工具。例如，棺材铺老板希望死的人越多越好，此并非表示诅咒，而是希望扩大棺材的销路；轿车铺老板希望人人都发财，并非表示祝福，也是为销路着想。韩非曾用一个小故事揭露世情险恶：有一位貌美的宫女，刚被选入楚宫，老宫女便对她说：“楚王喜欢看女人用手捂鼻子。”少不更事的宫女信以为真，见到楚王便捂鼻子。楚王看了感到奇怪，问老宫女：“为什么她总是捂鼻子？”老宫女答道：“她嫌大王体臭。”于是，楚王勃然大怒，下令割掉了该宫女的鼻子。怎样把人世间如此自私自利之人整合成一个社会呢？法家认为必须推出一位君主，用暴力手段把社会成员整合起来，建立中央集权制帝国，而君主治国唯一的手段就是苛刑峻法。例如，韩非甚至建议君主设立“弃灰于道者，断其手”的律令。如果有这样的律令，谁还敢乱丢垃圾？
